谈谈经典古籍注释问题

　　古籍注本是中国古代学术成果中重要内容。《春秋左传》的杜《注》孔《疏》，是不可动摇的注解文献。《左传》学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在江户时代以前，主要以讲读学习为主，江户时代则出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学者，其中竹添光鸿最为著名，他的《左氏会笺》更是在中国影响深远。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左传》的注本，影响最大的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我们以这两本书为例，谈谈古籍尤其是经典古籍的注释如何开展。

　　竹添光鸿和他的《左氏会笺》

　　竹添光鸿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儒学者。对其《左氏会笺》，学术界多是赞扬，也有批评，甚者如冈村繁，更以剽窃定性其书。

　　我2017年去日本静嘉堂访书，查得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三种稿本，发现竹添光鸿撰述《会笺》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对笺注的体例和名称亦多次更改，这反映了他对于如何作笺注，是经过反复思考和修订的。最终定名为《会笺》，即采用朱熹《四书集注》的体例，用圈外注汇集前贤各家见解，以议论发挥大义。在传统注疏体例中，《笺》应当是笺者本人的意见，但竹添光鸿却将征引前人观点和论述放在《笺》内，这与传统的笺体不符，所以难怪冈村繁先生说他是剽窃。

　　我倒并不认为竹添光鸿是剽窃，因为他建立了体例，虽然其体例并不明确和周密，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其实，竹添光鸿《会笺》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即汇集前贤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说。他的成就，是在浩渺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拣择一种说法，形成自己的意见。不要以为这个工作很容易，其实非常能检视学者学术功力的深浅。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春秋左传》校注最有成就的著作。此书以句下注方式，合于章句训诂的传统。除了注释《左传》字词外，亦择要对《左传》学中有争议的意见进行解释。所以此书不是简单的字词注解，而是具有经学意义的讨论。

　　杨先生是疑古学派立场，他不相信孔子修《春秋》，也不相信经学史所说的《春秋》义例。既不相信经义，则其精力皆在《左传》的史事和典章制度等上。这部分注释成果，常常被学术界称引，作为杨先生个人观点。其实，杨《注》虽不如《会笺》那样全部征引前贤成果，汇聚以为一家之说，但重要的解释亦往往参据前贤，其中尤以竹添光鸿《会笺》为最。

　　总体而言，杨《注》于中国古代学者观点，大多出具材料来源。但对于日本学者的成果，多依《会笺》，且皆以为竹添光鸿一人成果。对此，杨《注》偶也说明出自《会笺》，但多数情况不注出处。

　　从《会笺》和杨《注》看典籍注解如何开展

　　为何竹添光鸿那样的大儒，会采取基本抄录以成《会笺》的方式？而杨《注》虽也具出处，但有许多数据源和注解意见的根据，则往往隐去？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即当代学者对典籍的注解，应该怎样开展？

　　首先，古代学者的议论，和当今的话语不同，他们的学术意见，也需要再加解释。即如我们引用杜预的《注》，有时仍然要用今人的话语申述一下。其次，前人的意见中，一句之解，往往有数种、十数种不同意见。这就需要今人仔细辨析。

　　《会笺》和杨《注》是两个不同体例的典籍注释范本，其所表现出的不足，显示的是后代学者如何能在注释上开拓和创新的问题。《左传》注释说自杜预《注》以后，便产生传承和创新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日本的《春秋左传》学以纠杜为主旨，以江户学者成绩最为突出。竹添光鸿即继承了江户学者的传统。中国近现代则有章炳麟，发扬光大了疑杜的传统。当代则以杨伯峻为代表。

　　此外，疑古学派理论及实践如何评价，恐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以竹添光鸿《会笺》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为例，说明创新的前提应该是守正。即在前人搜集整理前人成果基础上，小心求证，多方思考，力图在当时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条件支持下，提出个人见解。能够在浩繁的前人意见里，选择更有说服力、更有材料依据的观点，这就是当代学者的创新。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傅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