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著应具备人文情怀

　　■张建伟

　　科研论著的文风问题不仅涉及文章的表达，而且与研究模式及方法密切相关。科学研究要求客观性与逻辑性，即便是文史论著也不例外。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些原则，缺乏个人的体验，就会导致论著千篇一律，让读者感到枯燥乏味。如何改进这种文风？要理解研究对象，融入个人体验，体现人文情怀。

　　首先，要在文史研究中体现陈寅恪所讲的“了解之同情”，这种观念源自孟子“知人论世”说，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与环境，设身处地，才能理解他的行为与作品。宋末元初的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隐含着自己易代之际的感受。陈垣先生研究《资治通鉴》胡注时，正值日本侵华时期，在总结胡三省注释方法与成就的同时，深入理解其处境，感同身受，弘扬了民族气节。同样，我们阅读时也要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才能理解其深意。

　　其次，要在研究中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论述科举失意者的悲苦与心酸，能让人体会到作者深切的同情。莫砺锋先生在讲述苏轼时，结合自己种稻的经历，想要“帮助”陷入困境的东坡，表达对偶像的崇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杨镰先生《元诗史》在论述元初的月泉吟社征诗时，结合元代长期中断科举的背景，指出“这就是科举的一种‘补偿’或说‘另类科举’”。这些内容都是作者的经历与研究对象因共鸣而引发的。

　　当然，研究论著不同于抒情散文，融入个人体验也有限度，关键在于如何“融入”，即处理好客观立场与主观情感的关系。这方面可以借鉴司马迁的做法，《史记》被认为是“实录”的典范，班固说它“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利用史籍、考古发现及实地考察所得材料，进行严密的推理，加上合理的想象，从而“还原”历史。《史记》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司马迁将人生经历与感受融入其中，与历史人物对话，“心有戚戚焉”，笔端形成独特的文风，充满了人文情怀。

　　（《光明日报》“改进文风大家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