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历史价值

　　《大学》作为“四书”之首，在文学史、思想史和儒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文学史上的价值。战国时代的诸子文章，论辩式散文最为兴盛。就论理结构的严整性而言，《大学》首屈一指。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三“在”递进句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等六“先”七“后”连环套句式，以及“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等五个“所谓……者”的解释形式，都是十分严密而独特的。《大学》虽为单篇，但以其特殊的行文风格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古代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思想史上的价值。最为独特者，为《大学》的“亲民”观念，既不同于前世盛行的“亲亲”观念，也有别于后世所谓“化民”观念。“亲亲”观念是宗法分封社会的主导观念，反映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族群内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孔子的思想还主要停留在“亲亲”观念的范围内。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篇》）孔子讲“仁”，重在爱“人”，即贵族阶级，尚未及“民”，即平民阶级，所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难以做到。“化民”观念是君主集权社会的主导观念，体现的是编户齐民作为统治基础和教化对象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同为《礼记》一篇的《学记》，所云“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属于这一类观念。《大学》和《学记》，虽同言“大学之道”，但两者的性质不同。《学记》的创作年代应在列国君主普遍实行集权的战国中期以后。

　　第三，儒学史上的价值。将《大学》的主旨观念置于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间看待，孔孟之间思想转变的逻辑就更清晰了。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集中阐发“孝弟为仁之本”的发生论和推己及人的实践原理，而少有政策性主张。《大学》将“仁”落脚到财用上，提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实现路径。孟子则以善推“不忍人之心”为出发点，系统论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仁政思想及“制民之产”的政策设计。可以说，《大学》所反映的思想源自孔子，应是孔孟之间的重要桥梁。

　　（《文史哲》2026年第2期 时雨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