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演

　　■黄鱼

　　父亲患癌后，骨痛持续加剧。我一边告诉父亲这是骨质疏松，一边专门去问张医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张医生说，“除非打镇痛药，但不至于现在就打吧，以后有你受的呢，先忍着。”我追问了一句，以后会怎么样?

　　“很痛，比起以后的痛，现在这点痛，不算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这么跟你说吧，除了骨头痛，到时候膀胱会出血，尿道会被血块彻底堵塞，连导尿管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形成尿潴留。为了清理血块，需要把针头插进去，把血块吸出来，甚至需要专门开刀。但开刀仅仅是为了取血块，对缓解病情一点用也没有，又不得不切开。总不能看着病人活活被憋死吧。”

　　“是痛死的吗?”

　　“可以这么说，反复插导尿管，清理血块，很痛，再然后就死了。”

　　张医生的话像一道巨大的阴影，一直悬在我心头，以至于我看父亲的目光，有种高等动物看低等动物的感觉，怜悯、残忍、爱莫能助。我和他俨然被分隔在了两个世界，彼此无法穿透，无法感同身受。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啊。我查资料也查到过，父亲得了这种病，儿子得病的概率会比一般人群高很多，因此常感到心惊肉跳，好像父亲这是在预先给我演示一遍，一个人从生到死究竟会遭遇什么。

　　一天早晨，父亲跟我说，自来水厂附近有家诊所，那里的止痛膏很灵。形形色色的土方偏方多的是，我本来就不相信。

　　我一直没去那家诊所。后来还是他自己去的，要来了那种膏药。给父亲寻医问药本该是我的事，但我似乎有些专制，对什么是医什么是药有着自己的理解，只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心。反过来，如果我不按自己的理解，又叫我如何尽到自己的一份心呢?我已经查阅了很多资料，到目前，我为父亲安排的都是标准的疗法，甚至连他病情发展的几个时间，也逃不出统计数据的概括。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既然能用的医学手段都已经用上了，那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但父亲有他自己的理解，更有一份只属于他的对生的渴求，眼见得我不再东奔西走地找医生，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了。有时直接吩咐我干这干那的，分明包含了一层意思:不指望你想办法了，但我要你做的，你总得做到吧。有的我马上就照办了，譬如，他要我去买一根护腰带来，去买一根拐杖来，我立即去买了；有的我也会拖着不办，譬如这个人那个人推荐的这个药那个药，就听之任之，随他自己去弄了，但也不干涉。有时他对我说话明显带有情绪，似乎在埋怨我没有用心为他想办法，口气也会生硬一些。

　　很多东西堆积、浸润、蔓延，一寸寸蚕食他对生活的感知。不知不觉，他便以为，这般痛苦、艰难地活着是天经地义的，但即使这般痛苦、艰难地活着，也要继续活下去。

　　不过很快，在各种自以为是的自救行动中，他的精力被消耗殆尽，脑筋也动完了，说话也软塌塌的了，似乎被凌迟到只剩一口气，再也没力气呼喊了。

　　天渐渐热起来，为图凉快，父亲会到地下室去，把躺椅放在桌子和墙壁之间的狭窄通道里，斜躺在上面。在那幽暗与寂静之处，他睁着眼睛，半天才眨一下，感觉气流从窗户进来，微弱地划过他的身体，再从身后的门洞出去。不多日，他连去地下室的十来级台阶也没法走了，只能坐在客厅的书柜前面。躺椅也搬上来了，在书柜前面放着，边上放了一张骨牌凳——躺椅和骨牌凳，两样家具都是他亲手做的。他把尿袋挂在躺椅这边的扶手上，把拐杖靠在躺椅那边的扶手上。茶杯放在骨牌凳上，茶杯口上插了一根塑料吸管，那种带有红色竖条纹、在上端五分之一处可以折弯的管子。父亲现在喝水得用塑料管吸了，喝水时不用从躺椅上坐起来，那会很痛。

　　有一次我刚从门厅进去，父亲就拿起一个白色的塑料瓶，晃了晃，让我看。似乎他就等着我回家，就为了让我看这个白色瓶子。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晃不动手里的任何东西了，他连自己的空手也晃不动了，只是颤悠悠地把瓶子拿在手里，努力向上举着。

　　他说:“一样的椒盐，你去买一瓶来。”

　　那是个盛椒盐的瓶子，平时放在厨房抽屉里。我立即想到，他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提前把瓶子放在了跟前的骨牌凳上。他现在不吃鱼、不吃肉，一丝厨房味道都令他恶心，他现在吃白米粥，上面撒一点椒盐，别的都不吃。

　　这地方也是一个气流通道，面朝门厅，面朝花园。接近中午的时候，花园里又绿又亮，十分耀眼，风沿着花园台阶爬上来，将初夏万物生长的气息捎带进来。红叶石楠火焰般的嫩梢正在转绿，含笑花、月季花开得正盛，紫薇的枝条伸到台阶上来，挡着走路了。小区里在修剪绿篱，植物汁液的那股浓香，连风也吹不动它，生猛，新鲜，在空气中慢慢变干。父亲将手在身前挡了一下，好像为了遮挡从花园上空落到脸上的亮光，又好像为了在各种气味的十面埋伏中，扒拉开一个小口子。好多天他都这样躺着，有人来看他时，他会说:“可惜这么好的房子，我是没福气享受了。”

　　(《花园与父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