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一词藏着古建密码

　　我们日常所说的“基础”，其根源正在古建筑之中。其中，“基”指墙的根基，即墙体以下、地下看不见的部分；“础”指柱子的底座，即柱子下可见的石礅。其繁体字“礎”由“石”和“楚”组成，“石”表材质，“楚”则象征其需承受木柱（木）的压力并稳固其“脚”（疋）。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今碑之左右，遗墉尚存，基础犹在”，这是“基础”一词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意指碑文左右的墙基和柱石至今仍存在。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柱础的重要性。《淮南子·说林训》有云：“山云蒸，柱础润”，指出山间云气蒸腾时，柱础会变得潮湿。古人据此总结出“础润而雨”的谚语，将建筑构件用作了观察自然的工具。

　　既然柱础是防止湿气侵蚀的，在南方地区，有些还会在柱础上设置排水凹槽。除了防潮，柱础还将立柱的重量均匀传递到台基上，扩大承压面积。古时地面多为泥土、青砖铺设，平整的柱础可以牢牢固定柱身位置，避免立柱偏移歪斜，在风雨侵袭与轻微震动之中维持建筑平衡。

　　因柱础要承接上方的柱子，所以在柱础中间会有一个洞，叫做“海眼”，通常较深，用于固定柱子底部，防止滑动，上方的柱子底部做成“管脚榫”，这样就像拼乐高一样把柱子和柱础拼合在一起了。柱础石和木柱之间有时还会有一个过渡的垫块构件，名为“櫍”（礩）（zhì），损坏时随时抽换。

　　秦汉时期，建筑营造技艺快速提升，柱础开始脱离原始粗糙形态，逐渐走向规整化。此时主流柱础多为方形素面石础，石材经过简单修凿打磨，棱角方正平整，形制统一规范。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纯粹的功能性，开始在柱础上雕刻纹样，它也逐渐成为建筑装饰的重要构件，增添了审美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石窟建筑大量修建，佛教之中的莲纹元素融入柱础雕刻之中，莲花柱础开始盛行，圆鼓形、覆盆形柱础逐步取代单一方形石础。出土于大同的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中的柱础，是这一时期石雕工艺的杰出代表。其雕刻手法一改秦汉粗犷的风格，呈现的是精美细致、玲珑清新的艺术格调，石雕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皇家宫殿与官式建筑多用雕有莲瓣的覆盆式柱础。所谓“覆盆”，就是将柱础露出地面的部分加工成枭线线脚，使其呈盘状隆起，形似倒扣的盆子。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宝装莲花覆盆式柱础，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其前檐柱础作覆盆宝装莲花状，每一莲花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雕刻之精美、气韵之雄健，正是唐代建筑盛大气象的真实写照。

　　到了宋代，社会文风兴盛，市井文化繁荣，建筑营造趋向精致细腻，《营造法式》的问世更是统一了古建筑构件的制作规范，柱础的形制尺寸、雕刻样式都有了明确的营造标准，如在尺寸上，“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意思是柱础的边长是柱径的两倍，以保证其能有效分散荷载，并根据边长确定了不同的厚度比例。这些精密的尺度规定，体现了宋代建筑学的高度理性化与系统化。此时柱础形制愈发丰富，覆莲、仰莲、瓜棱、鼓式等形制一应俱全。

　　仰莲式与覆盆式恰好相反，莲瓣向上舒展绽放，由下而上层层托举承柱部位，瓣形修长立体，常搭配束腰结构打造分层样式，隋唐时期逐渐成熟，盛行于宋辽一代，多应用在佛坛、经幢与宫廷礼制建筑之上。

　　瓜棱式柱础仿照瓜果竖向棱瓣雕琢而成，础身分布规整竖向凸棱，常见六瓣、八瓣样式，整体线条利落流畅，造型古朴灵动，由古时束竹柱演变而来，在宋元时期广为流行，尤其多见于江南、闽浙等地的民间宅院、祠堂与园林建筑之中，既兼具稳固承重的实用价值，又暗含丰收富足、人丁兴旺的吉祥内涵。

　　而鼓式柱础是明清时期流传最广、南北通用的经典形制，中部鼓腹外凸饱满，上下两端向内收束，结构分为方形底座、鼓腹主体与上方承柱台面，南方潮湿之地形制更为高耸，防潮效果更佳。

　　从先秦粗糙石片到明清精雕石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更是一部鲜活的审美流变史。

　　（《北京青年报》5.25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