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之变与历史跨越：从“人民文艺”到“新大众文艺”

　　“人民文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核心范畴，是历经百余年文学探索与实践积淀逐步生成的历史结果。从晚清印刷出版的兴起，到抗日战争时期基层传播的重塑，再到数字时代革命性的媒介环境巨变，每一次媒介变革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迭，更是文化领导权争夺与社会主体重构的关键节点。当下，正处于第三次媒介变革浪潮高涨时期，探讨“人民文艺”的历史演进，对于理解当下“新大众文艺”的生成逻辑与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媒介之变发生于晚清至“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报刊、书籍等新型媒介载体重构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模式，催生了新的“阅读大众”，引发了左翼文学对文学边界的突破。将“人的文学”与“到民间去”运动这两条历史线索并置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民众—人民”的转换机制。都市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文艺大众化”理论与实践成为“人民文艺”的先声。

　　第二次媒介之变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完成的。抗日战争的爆发对文艺工作提出了面向最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要求，“文艺大众化”需要把印刷文化与口传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基层传播形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界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人民文艺”由此实质性确立，并在1949年后成为全国的主流文艺形态。这也意味着“人民文艺”实际包含具有延续性、差异性的两个阶段：作为“人民文艺”源头的“延安文艺”和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对“人民文艺”的发展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三次媒介之变，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俗文学的兴起和影像时代的到来。新的媒介环境改变了文艺的接受者，松动了文艺的创作机制和壁垒，文学的创作和接受开始与市场的生产、消费行为重叠。无论是“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体制，还是“延安文艺”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都遇到极大的挑战。21世纪以来，互联网、移动终端与社交媒体的普及更是带来媒介环境巨变。去中心化的生产机制在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使整体性的“人民”主体面临碎片化危机，但这亦可成为“人民文艺”之新变的“危中之机”。

　　面对新的媒体转型和消费大众，重构“人民文艺”的核心在于重建数字资本时代的文化领导权，在辩证张力中抵达文艺的“人民性”高度。具体而言，亦即在“新大众文艺”的“百花齐放”中捕捉新的、具有整体性的质素，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更能够回应时代的共同感，并进一步塑造出以“人民”为主体并为其赋权的、具有感召力的、新的文化形态。

　　（《文化艺术研究》2026年第2期  罗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