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太的客厅”

　　■李传玺

　　梁思成、林徽因在游历欧洲回到国内后，遵从父亲梁启超的安排，前往东北大学组建建筑系。1931年2月，由于生产，更由于不耐东北的严寒，林徽因回到北京，住在梁思成姐姐梁思顺、姐夫周希哲的东直门寓所。2月下旬，林徽因检查出严重肺病，不得不到香山疗养。9月，林徽因下山。此时，在周诒春先生劝说下，也由于东北局势日益严峻，梁思成坚决辞去东北大学教职，彻底回到北京，并和林徽因一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他们从姐姐家搬出，开始租住到北总布胡同3号。

　　“聚会”的形成同金岳霖有关。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指梁、林）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由于住的前后院，之后就逐渐移到“梁林家客厅”，演绎出了“聚会”的故事。

　　但梁、林刚回到京城那会儿，金岳霖并没有和他们搬到一起。那时，他接替赵元任正担任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

　　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曾回忆了那会儿金岳霖的一件荒唐事：“金岳霖愿来清华教逻辑，托元任想法子，那时元任正在教逻辑，听他这样说就说你来正好，我可专教音韵学，还带教音乐欣赏科，因此老金就来清华了，可是他仍住在城里，和那个美国小姐（Lilian Taylor，金岳霖赴美留学时认识的女友）同住，有时我们进城他也请我们去吃玩。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有紧急的事，我问有什么事，老金说不能说出来，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我想一定是Taylor小姐出了什么事了。我还回他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注：此时杨步伟在北京开了一个诊所），他说他想大约不犯法的吧。我知道老金说话靠不住的，就和元任两个人进城到他家。Taylor小姐来开门，老金迎出来说赵太太你真来了，我可放心了。我问什么要紧事，他一本正经的脸对我说：‘我有一只母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

　　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学习了大半年时间，他和Taylor才分开。金岳霖回国后，搬到了梁、林家的后院，从此交往渐多。而从他家开始的星期六碰头会也逐渐发展到了林徽因家的客厅。

　　这个“聚会”真的像后来人们传言的那样都是林徽因一个人主说，充满着言情的色彩吗？

　　首先是哪些人参加。根据金岳霖等人回忆，开始参加者主要有张奚若、梁思成、陶孟和、周培源几家，还有邓以蛰，这几家“大多数是男女一起参加的，只是邓先生单独参加而已。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金岳霖回忆录》）。单身汉参加的除了金岳霖自己还有陈岱孙。后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还有沈从文、萧乾、费正清、费慰梅等。

　　其次是都谈些什么。还是金岳霖的回忆，开始时有一小段时间谈谈政治，即由张奚若和陶孟和谈谈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与变化。但大家根本对此兴趣都不大，只是了解一下而已。金岳霖虽然是主人，他是搞哲学的，但也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主要是建筑和字画，建筑当然由梁思成、林徽因说调查古建筑的新收获新发现；而字画呢，则主要由邓以蛰讲。在金岳霖眼中，邓以蛰不仅字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而且画也画得好，因此他是以美术家的身份来给大家讲解字画，带领大家欣赏中国字画。为了讲解得具体，邓以蛰还围绕当天想讲的主题有针对性地带一两张字画来配合欣赏。

　　吴良镛先生后来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上这是无组织的俱乐部，无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即使批评一件事物似乎都带有学术性，谈吐也有个人风格”。但“他们都爱绘画，邓以蛰教授……有时拿来几幅画供大家欣赏，记得有一次拿来的是倪瓒的《树》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谈一些政治，总的来说很超然，有魏晋清流的味道”。

　　根据这些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聚会”并不仅有林徽因一位女士，还有王蒂澂（周培源夫人）、沈性仁（陶孟和夫人，抗战时病逝）、杨景任（张奚若夫人）以及费慰梅等；而谈话也不是听林徽因一个人说建筑或其他的，还有邓以蛰（邓稼先父亲）带领大家欣赏字画。所以后来金岳霖说，“在（20世纪）30年代里，有人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它“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

　　（《林徽因：大写的她》作家出版社20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