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十一个不收”

　　梁实秋在他的小品文《信》中写道：“我是有收藏信件的癖好的，但亦略有抉择：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讨论人生观一类大题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用钢笔写在宣纸上，有如在吸墨纸上写字者，不收；横写或在左边写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亦不收；恭楷者，不收；潦草者，亦不收；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如果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数一数，共有十一个“不收”，怪不得梁先生说“因为有这样多的限制，所以收藏不富”。

　　多年老友只因当了官，便不再动笔写信，而是由负责文件记录及缮写的书记代劳，想象一下，这让收信人情何以堪。所以，梁先生重笔写下“误入仕途”四字，“仕途”属实成了“歧途”，颇具讽刺、警示的意味。

　　亲友之间，最需要的是热中送扇、冷中送炭，即使日子过得无甚波澜，也应不时关怀、问候，从中感知情谊、体会温暖。如果在通信时说教，很容易营造出生、冷、硬的氛围，让收信人觉得自己被置于受教育的境地。这是针对大多数情况而言的，但也存在例外，仅举一例：1936年8月2日，抗日英雄赵一曼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向敌人要来纸笔，给儿子留下最后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这封用血与泪写就的绝笔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的最好范本，不仅值得收藏，而且是流传千古的正本史料，感人至深。

　　梁先生认为“写信如谈话”，痛快人写信时，会开门见山，若是“开门见雾”，不知所云，“则其人谈话亦必是丈八罗汉，令人摸不着头脑”。正文从第二页才开始，可见此人言辞烦冗、啰唆，大概没什么正事、急事、要事，亲情和友情注定是疏远的。

　　在宣纸上写钢笔字，纯属浪费，不仅宣纸的成本高，易被笔尖划破，墨水落在上面容易渗透、扩散，书写效果差。除非条件所限，用宣纸来应急，否则多是形式大于内容。

　　从右往左竖写，是延续千年的传统的书写方式。究其成因，由书写载体来看，早期竹简、木牍的狭长形制，更适合竖写。近代“西风东渐”，促使书写工具发生变化，汉字“横写”趋于便利，西方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的公式横向易写易识，遂逐步采用从左往右“横行”的书写方式，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面推广。

　　对写文章、写信是否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态度，背后是推行白话文还是固守文言文两种观念的激烈碰撞。

　　新式标点符号萌芽于清末，诞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就此诞生。纵使从法律上确立了新式标点符号的地位，林琴南等少数老派文人仍对新式标点符号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

　　至于恭楷者与潦草者不收的问题，表明梁先生追求信件书写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他既反对过于刻板的楷书，也排斥难以辨认的字迹。作为“最温柔的艺术”，书信的私密程度仅次于日记，恭楷显得审慎、冷静，潦草的字迹显得恣意、轻浮，均缺乏真情实感，极有可能影响阅读体验。

　　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与作者已归道山仍不可公开发表者，都不予收藏，这可视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道山”是传说中的仙山，旧时称人过世为“归道山”。人尚未离世，信件就能公开发表，所言之事或无关紧要，或具有特定的时效与适用范围；人已然离世，信件仍不能公开发表，或是作者生前有明确交代，或是其中涉及不便公开的敏感信息，一旦发表会招惹是非。收藏信件，无论是对生者还是对逝者，均需秉持负责态度，慎重为要。

　　梁先生在《信》中的“十一个不收”，可视作其个性的流露，亦能从中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学术主张。

　　（《北京晚报》3.28 王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