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的船，驶过霍尔木兹海峡

　　在电视剧《太平年》中，吴越国以东南一隅之地，成为当时最富庶安定的政权之一。当中原诸侯打得十室九空、民穷财尽时，吴越国的志向与底气却伸向海洋。它凭远见为帆、以诚信为舵，用开放的海洋精神，让大海成为金山银矿，编织了跨越千年的商业传奇。

　　从钱镠开始，吴越国历代统治者便清醒地认识到，以“一军十三州”的有限疆域和国力，如果热衷于逐鹿中原，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他们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坚定不移地“保境安民”。不管群雄厮杀得如何热闹，吴越只专注于内部发展，能不战一概不战。吴越国将经略重心投向了东面的广阔海洋，“大兴舟楫商贾之利”。

　　以海兴国的第一步，是修筑钱塘江海塘。钱镠亲自规划，围绕着“贸易”这个核心目标，将杭州城的范围向西拓展到西湖边，向南延伸到钱塘江畔。随后以“石囤木桩法”，在钱塘江岸筑起蜿蜒几百公里长的海塘，从此海船可以安全地停泊、装卸，令杭州港的吞吐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明州（宁波）、台州、温州的港口也陆续投入运转。无数货物在这些良港汇聚、中转、启运，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

　　船队在茫茫大海中劈波斩浪，对海船的要求自然也高。唐末时两浙的造船术已领先全球，能造“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山”的“苍舶”，可载六七百人，载重量达两百吨以上。不仅船体庞大坚固，船上还配备了牵星板导航；吴越工匠改进了水密隔舱技术，让每艘船都有严密的防水设计，即使部分船舱受损，也能保证船只不致沉没。如此精良的海船，加上不少水手掌握了东部海域季风规律，能够借助风力提高航速，这就为远洋贸易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和完备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吴越船队能数十载远涉重洋而平安无虞。

　　硬件准备就绪，钱镠于896年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的机构——博易务。其与市舶司、回易务并列运作，一手规范交易抓管控、一手官营专卖抓收益，共同作用于赚取巨额财政收入的目标。同时这三大机构还要负责培养水手、翻译、外事人才，规划勘测航线、修缮港口、接待外商等事务，从政策层面为海商实行一条龙服务，给予他们全方位的支持与保护。

　　这些举措，把海商集团的积极性拉到了最满。吴越国施行的是古代罕见的“官民协同出海”模式，官方做好后勤和武装护航，远洋交易的基本是民间商船。这种分工十分高明，官方既不用承担因沉船、异国关税、物价涨跌带来的商业风险，又遏制了民间商人坐大成为武装集团，威胁政权稳定；海商们则能专心致力于买卖。所以双方一拍即合，长期高效合作近百年之久。

　　吴越国的海商群体或是世代相传的航海世家，或是头脑灵活的新兴商人。正是依靠民间海商，吴越国开辟了一条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航线。到钱弘俶主政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相当蓬勃兴盛。吴越国的商船向东通过黄海、东海到达朝鲜、日本；向南经南海抵达东南亚、南亚诸古国；向西过印度洋，驶向西亚、北非，航程最远到达过波斯湾，贸易版图遍及半个地球。杭州、明州等港口终年累月“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吴越海商的贸易模式清晰而精准：对日本、高丽，主打“高端路线”，将吴越国的顶级特产——越窑秘色瓷、江南茶叶、吴绫杭绸、铜镜漆器、名贵药材等出口；同时进口日本的沙金、白银、刀剑、孔雀扇、硫黄，高丽的人参、皮毛等。当时一艘中型海船往返日本一次的利润，足以供养一支千人军队半年之久。特别是日本那时相当缺粮，苏杭平原的水稻却是一年两熟，稻米运过去，价格能翻番。海商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

　　吴越的头号王牌商品，是当时由官方垄断制造的顶级奢侈品秘色瓷。工匠们首创瓷质匣钵以釉密封、单件装烧的极致工艺，成品瓷釉色青中泛蓝、如冰似玉，号称“夺得千峰翠色来”，是海上贸易的超级抢手货。一件秘色瓷在海外卖得的价钱，在吴越国内可换三百亩水田。在任何国家，拥有一件来自吴越国的秘色瓷，就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无不以收藏吴越青瓷为荣。

　　同一时期，因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大食（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从波斯湾至广州的航线，吴越国抓住“全球化”契机，将贸易范围扩展至更远海域，进行更广泛的商品交易。在占城（越南）、三佛齐（印尼）、吕宋（菲律宾）、爪哇等热带岛国，吴越商人用丝绸、瓷器和农具，换取香料、象牙、犀角、珍珠、玳瑁以及热带木材，然后远航至印度洋的诃陵、天竺等地，与到此的大食商人交易，换回西亚的玻璃、珊瑚、乳香、白龙脑、波斯金银器等珍品。

　　吴越商船甚至曾经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抵达波斯湾，从阿拉伯进口到一种稀缺资源——火油。据《吴越备史》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火油即石油，也称猛火油。918年，钱元瓘率吴越水师在狼山江面大败吴军，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使用了火油喷火器。这次战争和伊朗赖依遗址的青瓷碗、巴格达博物馆的越窑残片，都反映出吴越国与西亚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解放日报》3.25 王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