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得一枝春欲放

　　“日赏繁花夜观灯”，近日，各地的花灯、花市都昭显着新春的喜庆。花市，这个人们如今买花最常去的场所，南北朝时期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

　　墟集初闻卖花声

　　花市的历史可追溯至晋代“花朝节”的流风余韵。花朝节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以春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六朝时期发轫，唐代正式以农历二月十五为“花朝”。是日，士女（指青年男女或民众）郊游玩春、扑蝶为戏，宫廷、民间皆以赏花为乐事。

　　花朝节的兴起加之居家赏花的需求，使得花卉开始被大量栽培。长安、洛阳等地出现了专门销售花卉的“花户”，不过此时并未形成固定的市场规模，花卉交易多呈小型、流动的状态。

　　真正成规模的花市，最早出现于唐代时的广州。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爱花的广州人就因地制宜，遍植豆蔻花、鹤草、山姜花、兰蕙、水莲、桂、朱槿、刺桐等南国花木，又互通有无，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出售花卉的墟集（古老的集市形式）。

　　唐玄宗在位时，广州专门艺花（种花、插花、赏花等）、卖花的人数已颇为可观。官府在花地河河口设立了大通港，本土的花卉种苗通过大通港远销至欧洲；不少舶来的花卉也在此港登岸，茉莉、水仙、郁金香等，皆由此时起“入籍”广州。大通港口沿途的沼泽湿地条件得天独厚，逐渐被开垦为鲜花种植地；今芳村花地古称花埭，河涌纵横、堤堰曲折，自隋代起当地居民便在此垦荒植卉，渐有花田。广州内外四野芳香，卉木交长，“花田一片光如雪”“相逢尽半是花农”，这些诗句就是欣欣向荣的唐代广州花业的写照。

　　当时的花卉交易网也已形成。名相张九龄《春江晚景》诗中有“薄暮津亭下，余花满客船”，写的就是当年广州古芝兰湖卖花船的情景，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则有“朱槿花……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的记载。可见广州此时不仅有固定的花市，更有流动的卖花船穿梭于水网，街头巷尾亦不乏担花叫卖的小贩，形成了交易网络。

　　与此同时，在“牡丹甲天下”的神都洛阳，兴许是“武则天醉酒焚牡丹”的传说过于出名，令洛阳的花市名扬四方。每年四月牡丹绽放之际，就是洛阳花市盛大举办之期。牡丹的盛开吸引民众前来花市游赏，白居易的《买花》一诗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那时被竞相购买的富丽牡丹，并不以品种的贵贱作价，而是根据花枝的数量来定价。一丛深色的牡丹竟能换得二十五匹锦绸，这足以证明牡丹花市在当时的人气有多旺。

　　元夜花市灯如昼

　　在宋代，广州几大花市出售的花，皆以秀雅绝丽的素馨花为主。说起素馨花的来历，还有个凄美的传说。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王刘鋹（音chǎng）有位宠姬，名唤素馨。她本是广州珠江南岸庄头村的种花女，酷爱波斯名花耶悉茗。入宫后，她时常带领宫女们种花摘花，装扮宫廷。刘鋹为投素馨所好，下令御花园里都种上耶悉茗。后来，宋朝大军南征，准备平灭南汉。素馨热爱和平，爱惜花草，不忍见两广百姓受刀兵之祸，劝得刘鋹投降，使广州免于兵燹（音xiǎn，指的是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灾祸）。素馨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她，将耶悉茗改名为素馨花。她的老家庄头村成了专门种素馨花的花田。广州另一别称“花城”即由此而来。至今广州花市仍以素馨花为“主花”，花农都说“素馨不开，花市不旺”。

　　作为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汴京花市的繁华也是拔头筹的。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可见彼时的汴京，卖花、赏花的集市已十分兴旺。

　　汴京的花市设在寿安山下的寿安坊。《邵氏闻见录》中有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游花市的情景描写：“岁正月梅已花……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在年宵花盛放之际，人们携酒肴来到花圃，面对群芳，纵情饮酒放歌，欢呼玩赏。到了傍晚，花农们用竹笼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叫卖，卖花买花的人流熙熙攘攘，“花市东风卷笑声”，处处喜气洋洋，春光满眼。尤其是在正月十五元宵之夜，灯火妍花交相辉映，盛大的景象屡屡被文人写入诗词中。文彦博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欧阳修更据此写出千古名句：“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花市的盛况，连新婚不久的才女李清照，在游赏后也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李清照鬓角上那枝鲜花的芳香，从宋代的花市中飘来，落在了千年后的纸页之上。宋代莳花美学至今依旧韵味悠长，让人沉醉其中，遐想连篇。

　　南宋时，随着迁都临安（今杭州），花市的盛况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江南的湿冷，挡不住人们去水乡的巷弄里寻找春天的热情。临安风景如画，四季百花争妍，赏花习俗兴盛。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于是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深入每一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插花、簪花、赏花。从文人的案头、千金的闺阁到僧侣的禅房，无不遍插千姿百态的花朵。

　　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极大，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从而带动了临安鲜花贸易的繁荣。花卉市场按照“花市”“花团”“花局”等不同规模、档次和品种进行分门别类精准布局。一般花市规模最大，花团略小，花局多为经营花卉生意的商铺。比较知名的“官巷花市”“城西花团”相继成立，花卉成了重要商品。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须知南宋一万贯钱，约等于如今的300万元人民币。

　　交易额如此之巨，可见临安的花市有多么发达。《武林旧事》记其“罗列春芳，珍奇百出”，临安已俨然是花团锦簇的大都会。尤其是三月暮春，正是鲜花盛开时节，也是鲜花生意最旺盛之时。《梦粱录·暮春》载：“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

　　南宋时期的广州花市也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售卖鲜花，还出现了花苗、花器、插花工具等配套商品，形成了完整的花卉交易产业链。而且，整个花市开始与民俗节庆深度融合，推动了应季花市的兴盛，最终演变成今日人们所熟知的、充满浓郁年味的春节花市。

　　百户千家花如锦

　　明清之际，花市的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峰。明代的苏州，正月里玄妙观花市最是热闹。道士们在观前摆花摊，卖的是本地培育的“虎丘海棠”“天平梅”，还有杭州运来的“西溪兰”。文人墨客爱逛花市，唐伯虎曾画《岁朝图》，画里有他从花市购得的瓶插牡丹、案头佛手。平凡的日子在花的陪伴下也能过成诗。

　　明代中叶，气候温润、万商云集的珠江三角洲崛起为全国性花卉产区。广州河南二十三乡多半种花为业，花农拂晓摇橹，把一船船素馨、茉莉、瑞香等，经花渡头运入城，在藩署前设摊摆卖。

　　清代广州最有名的花市，是花地观音庙前的天光圩花市，为清代芳村地区主要的花卉集散地，又称花圩。每天清晨，五彩斑斓的鲜花在水边开市，卖花人把它们装在竹篮里，分送到千家万户，为人们的生活带去一片春光。

　　明代，北京成为都城后，也开始了“百户千家花如锦”的花市之盛，并在清代形成高峰。据清代《燕京岁时记》载：“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明嘉靖间筑外城于此，为窑厂，后废为隙地，遂成花市。”每逢春节前后，厂甸一带便成了花的海洋。“腊月即有卖水仙花者……其初至时，价颇昂，稍后则贱矣。牡丹、芍药、山茶、碧桃之属，皆贮暖室，以火烘之，所谓唐花（即在屋内养的花）是也。”

　　由上述记载可知，此时的北京花市不仅有本地的蜡梅、迎春、水仙等，更有各地运来的奇花异草，在暖室中催开，供人赏玩。比如河北的花农就把窖养的榆叶梅、贴梗海棠等，挑进城关卖，叫“打春花担”。《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凡新岁燕享，必先设水仙、梅萼，以兆‘仙眉寿’‘眉寿长春’。”文人雅士会特意前来，寻一两枝傲雪的红梅，或是一盆清雅的水仙，插于瓶中，案头清供。寻常百姓也乐于在年节前夕，买上几枝鲜花，讨个“花开富贵”“迎春纳福”的好彩头，为新春增添几分诗意与祥瑞。

　　（《北京日报》2.25 王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