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与美国科技政策及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政府、高校和企业高度整合的国家科研体制息息相关。几十年来，美国科技政策因国家战略重点转移而经历了三次转向，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发展，促成了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使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二战期间，为顺利实施“曼哈顿计划”等“大科学”工程，美国政府一改以往甚少介入科研事业的传统，积极促成政府与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将政府科研项目以合同方式交由大学或企业执行。这种体制在二战后通过《布什报告》得以确立。冷战时期，出于国家阵营全方位竞争的需要，美国的科研活动以国家安全为核心驱动力，企业和大学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形成军方、工业企业和大学构成的“军-工-学”复合体。在这种科研体制中，国防部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研发活动的主要出资人和成果购买者，其提供的科研经费在联邦科研总预算中占80%左右，大学因其在基础研究和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这个复合体中居于中心位置。

    但是，冷战时期美国大学的科研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军方议程所主导，卷入因国际竞争而催生的国防需求。军方通过资助研究型大学的电子工程、航空航天、材料科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使它们在计算机、航空等领域取得领先，但大学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也为军方需求所左右，对民用需求的回应较为迟钝。高能物理学是政府资助的重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热衷于修建各种大规模的加速器和核反应堆，这些庞大的科研设施也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大科学研究的标志。

    进入70年代后，随着经济进入衰退循环，美国科技政策迎来第二次转向，研发经费投入逐年下降，对基础物理学的热度降温，政府投资科研活动的目标从发展国防科技转向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个时期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政府掌握的科研成果向产业界转移并实现商业化。通过《拜-杜法案》等一系列涉及联邦科技成果转移的法律，美国打通了政府科研项目向产业界转移的壁垒，构建了政府提供资助、大学实验室开展研究、产业界将研究成果产品化的“官-产-学”螺旋互动机制，大学、企业和政府通过各种项目、联盟和中心进行合作，大学实验室取得的科研创新成果通过技术转移、专利授权等方式商业化，一些研究型大学通过技术转移、企业孵化和区域合作等方式，从传统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转变为创业型大学。得益于这种科研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硬件、软件科技、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造就了新世纪以来美国技术创新的荣景。

    2017年以来美国的科技政策，从以市场竞争和全球化为主要特征、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转向以国家安全为核心、以保持美国技术领先为目标的系统化政策体系，并借此遏制新兴国家的科技发展，确保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2017年以来的三届美国政府尽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南辕北辙，但在有关“国家安全”、技术保护、遏制中国等方面的认识与行动却有着高度延续性，美国运用科技、贸易、关税政策等手段，通过“小院高墙”式的技术封锁、产业和人才供应链脱钩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科技创新主要由市场力量驱动，注重国际合作，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抵免、专利保护、政府专利转移等工具，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科技业，激发产业界的创新活力。但2017年以来的科技政策显而易见地加强了政府介入，联邦政府一方面加强技术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另一方面向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相关产业提供补贴,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美国。

    科技政策的变化对大学的影响正日益显现。科研资助的目标领域因政府对关键技术和新兴基础技术的关注而改变，政府资金更多流向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国防安全相关支出大增，生命科学领域大幅消减。另一方面，技术出口管制、数据安全与学术审查对大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自由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造成对学术生态的长期破坏。与科技政策紧密关联的移民政策、签证政策的收紧，对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招生、教师聘用、国际学术合作等也带来潜在的风险。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大幅削减科研预算，中止部分联邦科研项目，解雇包括科学家在内的联邦雇员，给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科技人才对未来的信心。国家安全之间的重新联结有可能再一次将大学的研究计划纳入军方议程，研究者在军方的任务导向与科学的自由探索之间艰难平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VFA240009］“大科学时代高校高层次人才集聚模式创新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8期 张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