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北漂”岁月

    曾国藩从一个出身湖南湘乡农家的青年蜕变为晚清同治中兴名臣，其在京城十二年的 “北漂岁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问道京师

    公元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早春，曾国藩抵达京师。这一年，曾国藩29岁，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古人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为科举高中势比登天，而曾国藩27岁就中进士，又于随后的殿试中取得三甲第42名的成绩，不可谓不幸运。但当曾国藩进入新的工作环境后，他才发现自己过去取得的成就与眼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清代的京师为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汇聚五湖四海的人才。曾国藩处于京师这种环境中，难免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自卑感。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写道：“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曾国藩到京师初期，暂时居住于椿树胡同的长郡会馆，一个月后又搬到了南横街千佛庵，此处位于当时的京师外城，虽然距离他供职的翰林院路程较远，但毕竟为他提供了一个在京师栖身的场所。等到翰林院举办的“入职考试”散馆考试结束后，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衔，正式开启了宦海生涯。

    翰林院与清朝其他中央机构比，相对清闲，但俸禄也不高，曾国藩亲眼目睹不少同事追逐应酬享乐或四处赚外快，忽视了对学问的坚持，这让他十分忧心，继而联系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曾国藩对于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愿随波逐流，而是暗暗下定决心，夯实自己的学问基础。

    曾国藩交往的友人中大多强调通过内在修行磨砺心性，这也影响到了曾国藩的人生选择。例如曾国藩在翰林院的同事黎吉云与他夜谈时，就提醒他重视“主敬”，这样百病可除。曾国藩与友人交往受益颇深，但是他并未完全服膺于心学，而是在唐鉴与倭仁两位师友的引导下逐渐走上了研习义理的道路。唐鉴是湖南善化人，时任太常寺卿，同乡加上级的身份让曾国藩不止一次和唐鉴坦白自己容易生气上火的性格缺陷，而唐鉴则建议他精读《朱子全书》探寻格物致知之道。

    曾国藩的另一位师友倭仁则主张他应该通过记日记来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并被曾国藩所接受。在师友的劝谏下，曾国藩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容易冲动的脾性，并系统性研读义理学说的经典。

    随着曾国藩京师交际网络的扩大，尤其是家眷抵京后，曾国藩带着一家人住到了北京宣武门外的绳匠胡同，周围会馆众多，名流荟萃，他的来往应酬随之增多，曾国藩觉得自己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的生活对学问提升毫无助益，于是他又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告知唐鉴和倭仁。在这一点上，二人意见十分统一，都劝曾国藩赶紧搬家，最好远离宣武门南外城的繁华区域，这便为其日后搬入位于京师内城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埋下伏笔。

    砥砺前行

    曾国藩入职翰林院两年后，兼任国史馆协修，又过了一年，曾国藩担任文渊阁校理，主要负责考辨经史文集，这段工作经历让曾国藩在钻研义理学说的同时，也叩开了考据学的大门。曾国藩开始效仿顾炎武、王念孙等先贤作学术札记，这一习惯甚至保留到了曾国藩担任湘军统帅时期——白天带兵打仗，夜间则在灯下校阅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文集。

    公元1844年春，曾国藩终于如愿由宣武门外搬入京师内城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应酬的减少让他能够继续潜心训诂考据，并增加了对古文各体诗的兴趣，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不无自豪地宣称“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

    不过，曾国藩的公事逐渐增加。翰林院的散馆考试、殿试和地方科举考试都需要他监考，这些工作加上一些推不掉的“请酒拜客”，让曾国藩又生出“无暇读书”的愧意，为此曾暂时避居于吕祖阁庙内。不久，曾经困扰曾国藩的肺病袭来，曾国藩为了养病，又搬到城南的报国寺，其间继续深入训诂考据学，并且与来探望自己的友人之子李鸿章确立了师徒名分。

    在这段日子里，曾国藩的仕途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是补日讲起居注官，十天后又充文渊阁直阁事。在曾国藩到达京师的第六个年头上，曾国藩已经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其品级也由当初的从七品跳到了从四品。这一年，曾国藩仅35岁。

    官职的连续晋升常常会使许多人头脑发热，但曾国藩却保持了少有的冷静，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提到许多同僚没有得到去地方担任主考或学政的机会而感到惋惜，但在他看来，“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他更愿意“读书养望，不惹尘埃”。由此可见，在京城官员都将外放作为增加收入和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而趋之若鹜时，曾国藩却凭借多年来对义理功夫的修行，逐渐战胜了以往那个浮躁的自己。

    曾国藩不喜欢频繁交际的性格，使他避免了很多人事上的麻烦，他的座师、军机大臣穆彰阿因此能够放心地对他加以提携，此外，曾国藩在翰林院兢兢业业的学习与工作，也让他得到了倭仁、唐鉴等朝堂一众大佬的赞许，这些政治力量对于曾国藩的仕途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1847年，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即朝廷二品大员。此时，他才满37岁。但直到这时，曾国藩在家书中仍然保持了谦虚谨慎——“予得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

    俭廉传家

    曾国藩在京师打拼期间，湘乡的家人也让曾国藩时常牵挂。作为家里的长子，同时也是整个家族里功名最高的人，曾国藩主动扛起了振兴家族的重任。在给家人的书信中，他反复问及兄弟曾国华和曾国荃等人的学习情况，并借机分享自己对于学问的心得。例如，曾国藩将自己坚持每天读书十页和写日记反省的方法介绍给兄弟们，希望他们也仿效，并指出士人读书的精髓不仅在于有志气和见识，还要有恒心。在交朋友方面更应该谨慎，不能追求互相标榜虚名，而是要寻找能够指正自己缺点的诤友。

    曾国藩的族人大多以务农为业，收入有限，就连曾国藩到京师任职前都需要从乡里四处借钱或接受他人赠予。因此，曾国藩很关心家族的经济状况，多次寄钱给家里人。曾国藩感念于族人对自己求学路上的帮助，还提出拿四百两银子去馈赠族戚之用，结果引发兄弟之间的争执。为了让儿子安心，曾国藩的父亲给他寄信称“上年所借头息钱均已完清”，而曾国藩却担忧父亲故意向自己隐瞒欠债真相，又另外给兄弟们写信求证。这时候已经是曾国藩进京第四年，却仍然为家庭债务奔波，由此可见清代京官虽然地位显赫，但生活并不富裕。

    可经济问题从未压倒过曾国藩对修身齐家的朴素追求，他坦言自己在30岁以后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耻”。公元1849年，曾国藩已经做到了朝廷二品大员，直到这时，他仍坚持“除廉俸外不取一钱”，即使自己手中有积蓄，也要“周济亲戚族党，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

    随着个人阅历的增加，政治智慧的提升，曾国藩在朝堂上不再沉默。咸丰帝继位后下诏征询百官意见条陈，他“慷慨激烈”，在《应诏陈言疏》中，将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积弊，认为京官办事通病为退缩与琐屑，外官则是敷衍和颟顸。九卿和司道作为监察系统，却“相率缄默”。咸丰帝读到曾国藩的上疏后虽有不悦，但仍不得不承认其中内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曾国藩的上疏震动了朝野，也宣告曾国藩在历经十二年的北漂岁月洗礼后，终于完成了从初入职场的农家青年到政治精英的身份蜕变。

    （《北京晚报》12.6 李文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