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米粮贸易变迁

    近代江南米粮贸易的发展演变，不仅反映了区域经济状况，也体现了社会结构变迁。

    从米市体系方面看，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镇江米市所取代；以杭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中，长安镇米市被硖石米市所取代，湖墅米市的繁荣局面则保持到民国年间；以扬州为中心的粮食市镇开始出现分化，大部分市镇粮食市场的规模和地位不同程度降低了。

    从供需格局方面看，抗战前江南是一个缺粮地区，但洋米大量进口并始终保持入超的局面，因而也带来粮食关税政策的调整。

    从行业组织方面看，江南米粮行业组织由之前行会性质的公所演变为新型工商团体，出现了明显的近代转型。民国时期，除了米粮行业组织数量比晚清时显著增加之外，各行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亦明显增强。在规范同业经营行为、沟通政商关系、维护同业利益等传统职能之外，它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力度空前提高，且与区域外同业之间的联系愈益频繁，展示出较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在反抗外国经济侵略、抵制洋货倾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运载方式上，内河民船水运在江南各层级市场的米粮运销中占据重要地位，轮船、火车等新式运载工具则在米粮长途运销，尤其是米粮转口外运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金融机构，钱庄继续承担资金融通功能。但受到银行的排挤，钱庄在米粮贸易中的作用日趋衰微。银行的资金融通功能开始在无锡、镇江等米粮区域集散市场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改制前，江南米业量器在容量单位、进位关系、量值、标准器形制、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样貌。国外度量衡的引入，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化。加之从国外引入的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开始在米粮贸易中实行，催生米粮贸易体系发生显著变革。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江南米粮市场组织也逐渐产生影响。新式机器碾米厂在各地设立和推广，带动上海闸北、无锡、镇江等米市的兴盛繁荣。在市场行情来源方面，传统的茶楼、茶会在各地米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电报、电话、收音机等现代通信手段也开始有所运用。

    政府政策调控与商人市场操作之间的博弈，对米粮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江南米粮贸易捐税体系发生显著变革。之前的牙税、米厘、照票税、米捐等捐税类型，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新税种所取代。在粮食国际贸易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作出重大政策调整，自1933年底开征粮食进口税。洋米进口税的开征，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激起颇大反响，也在国际上引发相关国家的关注和交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外交关系的走向。

    （《解放日报》12.2 田锡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