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中国诗歌意境的诞生

    陶诗的意境是陶渊明借助时代的契机而做出的天才创造。人的觉醒的时代为意境美的产生准备了审美主体，他们从僵化的伦理道德、功利束缚和人类自我中心中相对摆脱出来，以崭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求畅神与自由的境界，审美对象也从固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陶诗意境中的审美对象具有去除人类自我中心的鲜明特点。在陶诗中的动植物、自然物仿佛支遁放飞的仙鹤、欣赏的骏马，简文帝亲近的鱼鸟、着迷的鼠迹，这些景物、动物在陶诗中是自在的、自由的、独立的，有着美好的形体和生命的灵性，不因人的好恶而扭曲为道德的投射物。它们大量地进入陶渊明的审美观照之中，如其《与子俨等疏》写“时鸟变声”，与《饮酒二十首》之五“飞鸟相与还”的境界相通。在这种境界里的审美主体是自由而畅神的，审美客体也是自由而不受戕害的。至此，鸟兽禽鱼才真正摆脱张衡《归田赋》所写“触矢而毙，贪饵吞钩”的命运，通过审美走上物我平等、亲善与自由的和谐境界。陶诗用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形式第一次作了典型而广泛的抒写。一个诗意的世界便从“有我”扩展到“无我”，从社会和人的世界扩展到自然宇宙的世界。

    陶诗意境产生有其文论基础，受到玄学境界的牵引。与建安文论相比，正始文论由关注文学的特点转向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典论·论文》提出“本同而末异”的问题，但对于本同没有展开说明和思考。而正始士人则借助玄学的思维更加关注包括文学在内的形而上的文艺根本问题。他们不再把具体的情志和喜怒哀乐看作文艺的本质，认为音乐的本质“无系于人情”，而是不为情所累的“自然之和”（嵇康），其功用在于“使人精神平和”（阮籍）。正始文学和文论这一“尚玄虚”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基本走向，即言情而不胶着于情，追求超越事象、超言绝象的意境之美。玄境、道境从此进入诗歌，成为构成意境的天空引力。可以说，正是有了玄学的思维和追求，才有了文学追求得意忘言的新风尚，有了玄言诗和陶诗的出现。

    陶诗意境中的得意忘言是含摄情、事、象的神超形越。玄学对本质的思考，玄言诗对道境的追求，为人生和诗歌最后的归宿指示了超越形而下的哲思意趣，但在天人合一、物我融合的审美酿造尝试中，重天而轻人，重我而轻物，重视玄思而忽视到达玄思的言象和日常生活；而陶诗则补足了玄言诗人在审美创造上的缺陷，保持了对玄远道境的执着，也对现实人生津津有味。陶诗中的情感、事件和意象是书写的对象和载体，但又超越对象和载体的存在，回归物自身的自由、自然、自在；它们展示人生和自然的美好形式和本质道境，在可见可触可感中生化出玄妙意趣；它们灵动自然，气韵生动，而又朴素具体、植根生命的泥土，接受现世生活的阳光雨露。由此形成了陶诗玄远而切近、空灵而充实、畅神而寓形，相互渗透、彼此融会的圆整意境。

    沉醉的道境是陶诗意境的重要特色内涵。相对于兰亭诗的集体创作，陶诗是个体精神世界的展现。它们虽然都表现了对于自由、自然、和谐境界的向往和沉浸，都表现了对于酒后“胜地”的憧憬和描述，但陶诗的形象性、情感性要超越兰亭诗，也就是说，陶诗写“胜地”超越了抽象的演说，超越了对于绝对精神的玄理性追求，而是保留了与“神”一体的“形”，保留了对日常凡俗、对自然景物、对饮酒饭食的活人的兴味。如其代表作“结庐在人境”所追求的“真意”不是玄言诗憧憬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而是渗透在“采菊东篱下”等具体的日常活动和景物之中。

    陶诗的优秀作品真正达到了“无我之境”，物我融合，天人合一，平淡自然，由此与阮籍咏怀诗还在追求“无我之境”旅途中的情感动荡、与玄言诗片面追求目的性的“无我之境”区别开来，为中国诗歌意境开拓出一条融合道境与诗性的新路来，成为历代审美理想的准的之一。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李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