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消渴及其隐喻

    中医中的消渴之症，通常对应为现代医学中的糖尿病。该病症还有“消瘅”“消中”“鬲消”“肺消”等名称，这些病名都有一个共同点——名字中均带有“消”字。“消”是古代中医认知糖尿病的关键，因为糖尿病人不仅表现为渴饮、多尿，也存在易饿、多食、消瘦、疲乏等特点，而“消”字的本义就有从多变少、消耗殆尽的意思。

    “消渴”能取得共名地位，实则有赖于经典文献的传播与千古流传的文人典故的加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不过，有趣的是，尽管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消”是此类疾病的病理核心，但后世谈论司马相如的病，有时反而会丢掉“消渴”中的“消”字，而只论“渴”。因此“消渴”在文人笔下常常被称为“渴疾”“病渴”“文园渴”“相如渴”“临邛渴”“渴肺”等。

    在脱离传统医学语境后，古代文人对消渴病的关注点从“消”转移到了“渴”上。渴，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是一种特殊而富有隐喻的表达，它不单纯指客观身体上的口渴，还延伸到精神层面的欲望与追求，承载了古代文人的精神焦渴。

    杜甫长期患有消渴病，此病因此成为他诗中的常客。值得一提的是，他似乎有意在诗作中区分“消中”与“消渴”，当他较为纯粹地谈论病情时，往往用“消中”这个更具中医色彩的名称。

    当他用“消渴”来言说病情时，则更多借“渴”字承载疾病背后的某种渴望。唐永泰元年（765），战乱频繁，病痛让杜甫滞留云安，他迫切希望离开这里，盼望为国家效力。消渴病带来的身体上的渴燥，映射出精神上求而不得的焦渴，他因此叹道：“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著书消渴长。”（《十二月一日》其二）他在诗中将消渴之病与君臣相遇并提，在“渴”的疾病背后隐喻着对帝王恩遇和国泰民安的期盼：

    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别蔡十四著作》）

    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舂陵行》）

    大历元年（766），杜甫旅居夔州，正值大旱，数月未雨。他对旱灾的担忧，似乎放大了对消渴症的心理感受：“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夔州战乱未平，同样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焦渴忧惶：“消渴游江汉，羁栖尚甲兵。”（《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他试图从静美的江河中寻求对自身干渴的慰藉。因此以饮酒江边为解渴之举，“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汀”（《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又将与友人相遇、重逢于江边的场景作为病中慰藉：“万里长江边，邂逅亦相遇。长卿消渴再，公干沉绵屡。”（《送高司直寻封阆州》）终究因地方割据的动荡，他难以看到山河安泰，因此在诗中，顽固的消渴之疾与破碎的山河联袂而来：“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乱离心不展，衰谢日萧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将病态的渴与浩瀚的江河联系起来，是杜甫在疾病体验中生发的表达，这种表达与上古时期的夸父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山海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的宏大志愿，以及宏图难遂而产生的夸张焦渴，被后世文人投射在自己的精神图景中。柳宗元《行路难》写道，“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须臾力尽道渴死”，便是以夸父事指怀才不遇、为小人所害。对杜甫而言，消渴所带来的病态渴意，或许让他更深切地体会了夸父道渴而死、化身邓林的悲壮。自他患消渴病后，诗中便出现了与夸父相关的典故。《鹦鹉》诗言“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如清代学者朱鹤龄所说，此诗似隐括祢衡《鹦鹉赋》中语，“空残旧宿枝”句对应赋中“想昆山之高峻，思邓林之扶疏”，以夸父事比拟“才人失路，托身异族”的不遇之悲。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饱受病痛折磨的杜甫的绝笔诗中再次出现了夸父事典：“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消渴的疾病体验与壮志未酬、时日无多的无奈，在杜甫的诗中完成了身心同构。夸父渴死而化的那片邓林，也在冥冥之中成为杜甫诗歌、疾病与人生的终点。

    疾病是人体的一种非正常状态，投射到人的心理上也是一种非正常体验。但古代文人却在非正常的“消渴”之上，生发出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疾病隐喻——从“渴”的身心体验中剥离出来，上升为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焦渴。这一过程使“消渴”这一病名祛病化，赋予古代文人从形而下战胜疾病到形而上超越疾病的力量。

    （《光明日报》11.14 李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