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纶诗语的“卑弱”与贞元士风的分化

    处于“中唐之中”的贞元时期，在大历到元和诗歌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这一期间的士风，相对标举建安风骨的开元士风而言，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中的著名诗人卢纶将“大历十才子”“气骨顿衰”的精神面貌延续到贞元后期，明代有些论者已经注意到他“语素卑弱”的特点，而且像他这样的“卑弱”，在大历、贞元时期的文士中还不算少见。这就不能不令人追问卢纶诗语为何给人“卑弱”的印象？对于观察贞元诗坛的士风变化有何典型意义？

    “诗格不易定”是卢纶诗给人的总体印象之一。诗歌气格的高下是诗人的气质在创作中的反映，关于卢纶诗有无气格，前人的评论并不一致。联系前人评价和卢纶各体诗来看，是否“犹存气格”，取决于诗人是否尚存对远大志向和高洁品格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卢纶少数诗仍略存盛唐气格。但大多数诗因善于应对不同场合和不同应酬对象不断改变风格，过分压抑了自己的真性情，导致总体风格难以概括，是其诗格难定的主要原因。

    卢纶几乎从来没有直白地表达过真正的志向，仅在个别诗里，流露出对自己“大才”的期许。古今论者对卢纶之才的评价也不尽一致。综观其诗，他善于在七古和五排中用华赡的词采或浅近的语言真切地描绘事象景物之情状；七律善于发掘景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思能紧扣着眼点别出心裁；绝句往往妙在关键细节的捕捉。说明当他卸去应酬的虚套时，对大自然中蕴藏的诗意确有灵心妙悟，对现实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也格外敏感，而且善用不同体式，从多种角度将其所见所闻写得“悉如目见”，甚至“皆能使人情为之移”。这种表现力和创造力对韩愈、白居易诗的某些先导作用应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然而卢纶诗语的卑弱也影响了许多作品的精彩。虽然根据新见墓志，他在仕途上的浮沉未必和元载、王缙直接有关，但确实对各级在位者都表现得低声下气。这种才与骨的矛盾模糊了他的诗格和人品，更折射出乱世和恶政中寒士命运的可怜和可悲。

    卢纶诗语的卑弱，固然与他的亲友影响有关，但政治生态的加速破坏导致不少士人将攀附权势视为正常的求仕途径，这种庸弱人格的寻常化，是部分士人精神状态趋于卑下的更重要的原因。可见贞元时期是大历到元和时期士人精神风貌发生巨变的转折点。卢纶以卑弱的诗人形象出现在这个转折点上，代表着当时很多平庸文人的人生选择和精神状态，也自然成为辨识士风变化的一个标记。

    诚然，干谒是唐代士人求仕绕不开的一条途径。但是面对权势持怎样的心态，却显示出士人品格的本质区别。开元士人普遍认为贫贱者同样具有凭自己的人格和才能傲视权贵的资格，这种意气与积极进取的豪气相交织，给了盛唐诗人在出处行藏的选择中坚守“直道”和“高节”的信念。在盛唐人格理想的影响下，中唐也有一群敢于抗争权奸的骨鲠之士，以坚守直道立身于朝野，在精神状态上与那些卑弱士人形成鲜明对照。尤其到元和以后，这两种士风向两极发展而且互相对立的趋势更加明显。由此反衬出以韩愈、白居易为代表的直士们将盛唐诗人推崇的气骨和直道付诸实践的勇气和高节。正因如此，元和时期的主流诗歌才能一扫大历以来的平庸，重振盛唐诗人傲视权贵的布衣精神，继盛唐诗之后再次登上新的高峰。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葛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