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学说与“五四”前后的中医界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细菌学说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范式在中国广泛传播，在帮助国人打开全新微观世界，改变其卫生观、疾病观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中医理论及其实践体系。在病原学层面，中医传统以“六淫”为外感病主因的“气化”理论，遭遇细菌这一具象化、可观察的病原体的严峻挑战，甚至引发了“废止中医”的思潮。以恽铁樵为代表的中医人士一方面承认细菌作为致病“外因”的事实，另一方面则创造性地提出“菌在气中”的命题，将细菌置于中医固有理论的统摄之下，将人体“正气”视为内因，强调其强弱才是发病与否的关键。

    在诊断学层面，依赖显微镜的细菌检验与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形成方法论上的巨大鸿沟，迫使中医界在坚守自身简捷有效诊断优势的同时，开始正视并尝试回应社会对精密检验的需求。在临床层面，从治疗开始转向提高自身免疫能力，利用“体功之自然反应”祛病；用药更是从治病救人转向扶正、消毒，发挥辨证施治和“治未病”的整体调节优势，为中医找寻存续演进的新支点。总之，细菌学说的传入对中医造成了颠覆性冲击，却也激发了其内在调适创新的潜力及动力。

    中医学家恽铁樵等人有条件地接受细菌学，一方面重新阐释经典文本，使之更加符合时代需要，并将《伤寒论》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走上了“再正典化”的道路；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临床实践的革新，期待东西方医学“技术渐渐中和”“日见进化”而融会于一。这种欲拒还迎的态度，体现了中医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冲突中寻求平衡与超越的智慧。不仅帮助中医渡过了当时的合法性危机，也为后世中西医结合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启示。

    （《中医药文化》 2025年第5期 张爱林 张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