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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最终无功而返，清王朝失去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次年，魏源出生，谁也不曾想到，他将成为清末启蒙思想家，让中国融入世界大潮。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亦有“墨生”一说），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首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积极倡导强国富民之学，所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
长安车马地 花落不知春
嘉庆十八年（1813年），适逢清朝例行的拔贡之年，少年时已表现出学习天赋的魏源被选为湖南省拔贡。按照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各省选拔出的优贡生，需要送到北京国子监去读书，并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史载，当年冬，魏源短暂来过一次北京，很快就返乡筹备第二年的北上求学之旅。
魏源到北京以后，为了解决学习问题，先拜同乡前辈、时任翰林院编修陶澍为师，学习经学。陶澍还延请经学家、时任翰林院编修胡承珙，指导魏源“汉儒家法”。他后又拜兵部右侍郎周系英为师，深得其欣赏，便引荐翰林院编修董桂敷（号小槎）指导魏源古文辞。魏源在《寄董小槎编修》诗中说：“寤寐尚滋严惮益，关河千里亦吾师。”这一时期，魏源还曾向内阁中书姚学塽请教古本《大学》，跟从礼部主事刘逢禄学《公羊学》，受今文经学影响较深。
魏源喜欢北京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三年北京求学，苦思研读，废寝忘食，忘记四时更替，自述“长安车马地，花落不知春”，而后见识大长，眼界更加开阔。
及之而后知 履之而后艰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魏源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客居京师约四年，其间，偶尔辗转各地游学。道光二年（1822年），魏源中举人第二名。
与早年相比，这番在京期间，魏源已不再只是埋首求学，而是更注重与知名学者往来，主动寻求与外面世界的关联。诸如，他与汉学经学家陈奂、直隶提督杨芳、礼部主事姚莹等人相识，受到各派学者熏陶和影响，关心国家大事，进而确立经世致用思想。
魏源的著作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中，论及知与行的相互关系，突出“行”的重要性，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魏源认为谋求富强为庶政之先，强调：“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围绕团结民众，他说：“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和诸多士人交游有着一定关联，他曾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魏源的经世务实著作有《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关于哲学、政治的著作有《默觚》，以及今文经学著作，如《公羊春秋古微》《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书古微》等；受人之邀代为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强调“经世致用”的选文标准，标志着清代学术从考据向实务的转向。
但有公厨总聚膻 断无百载不更弦
道光六年至十四年（1826-1834年），魏源在北京居住有八年之久，之后，每逢礼部会试便进京小住一段时间。魏源得授内阁中书，闲暇之余常会游览北京的山水名胜，有机会接触皇家园林。他在《海淀杂诗》中曾述及多处园林景观，比如，“昆明池水与天连，汇尽西山万道泉。”“实胜寺中八白龙，潭山银杏戒坛松。”
魏源撰写《圣武记》时，“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不仅翻阅内阁存有的典籍、档案与藏书，还收集整理了大量笔记资料，为著述积累核心素材；同时，围绕江南农业、水利等问题，撰《吴农备荒议》，作《湖广水利论》，并提出“救荒不如备荒，备荒莫如急农时”的建议。
魏源奉命至镇江治徒阳河（丹徒至丹阳间之漕河），漕运之弊严重，漕费与清初相比已暴涨至四百倍，他主张漕运、票盐改革，说：“但有公厨总聚膻，断无百载不更弦。”“鼎新革故神明事，盐漕何人破旧荃。”
鸦片战争失败，给魏源以沉重打击，当他见到林则徐时，“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经过战后反思，魏源意识到，英国侵略危及民族生存，抵抗侵略必须作为当下之要务，提倡革除弊政，惩治腐败，提振士气，呼吁：“日旰传餐五夜书，如何秋气赋凋芜。未论武备承平弛，试问文才振铄无？山泽云雷征蜴蠖（注：比喻事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变化或状态），关河霜雪辨驽驹。云雷霜雪朝朝事，谁待中流始觅壶。”魏源决心探寻国家富强之路，赋诗云：“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官匪拾遗休学杜，徒惊绛灌汉公卿。”
《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夷之长技，就是先进的武器，主要是舰艇、火炮、枪支，以及先进的军事训练方法。制夷之策，就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和科学知识，引进西方军事工业、船舶制造、钢铁冶炼技术，建设我们自己的造船厂、火器局，制造船只、枪械，加以进行科学的军事训练，进而提升抵抗外族入侵的作战能力。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会试考中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从而入仕，赴江苏任知县，这是他最后一次离京。临行之前，他作诗说道：“香山驰道出西冈，每岁蒐（搜）巡忆武皇……昆明自昔楼船地，曾宴来庭万里羌。”借用京师风物，以诗言志，今人读之，依然荡气回肠。
（《北京日报》10.23 王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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