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来自山西省太原县赤桥村的村民刘大鹏乡试中举，获得了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刘大鹏两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均名落孙山，但他在《退想斋日记》中详细记录北京的生活见闻，成为我们了解19、20世纪之交北京城市生活变迁的重要资料。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早春，刘大鹏与友人历经半月终于抵达京师。早在赴京途中，刘大鹏便发现“上京商人往往与会试者相偕”，以此来躲避沿路税卡“征敛之苦楚”，刘大鹏在日记中不由得感叹“我国家待士之厚，于斯可见一斑也。”
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北京城街头时，不仅身体未觉得乏累，内心那种“一路春光对面迎”“乘风破浪于今历”的心绪甚至达到了顶峰。刘大鹏对北京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继而心生无限感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京城“街巷纷歧，车毂击，人肩摩”的盛况。这位从封闭乡村走出的士子从未见到过如此程度的繁华，在日记中连用多个成语概括自己激动的心情：“连衽成帷，举袂成幕，炊烟成云，吐气成雨。”
在刘大鹏的笔下：“京都城中，不知有几千百万人，每日之中，无论大街小巷，莫不肩摩毂击，攘往熙来，酒饭馆千百家，日日满座，演剧院十数家，每院听戏者且有千余人（多则两千余人），每人戏价一千三百钱（老钱一百三十）。”这种空前的消费盛况让他感到既新奇，又有些内心难安，只能在自己的日记中简单写下了“真奢侈极矣”的评价。彼时北京城宏大的城区规模更让刘大鹏惊叹不已：“此门到彼门，此街到彼街，近则三四里，远则十数里。”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琉璃厂书市的盛况：“经史子集如山如海，若入兰台石室，目眩神迷。”然而面对卷帙浩繁的民间图书与古玩市场，身为爱书之人的刘大鹏只能“恨己贫穷”，勉强选购数本而归。
刘大鹏素来“安贫乐道”，但在他看来：“京都习俗，最讲虚体面，若有不讲者，人反笑为愚拙而鄙夷之。”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天道最忌奢华，京都俗尚，无一事不见奢华，若不更改，久必受天之谴。”不过刘大鹏也没能抵挡住这种“奢华”的诱惑，很快又被热闹的护国寺庙会吸引了过去，可直到这时，他仍然不忘将男女同游而不避嫌的场景评为“最劣”，但这类场景实则反映了北京较之内地更为活跃开明的社会风气。
北京城正阳门外的商业繁荣也让刘大鹏印象深刻。当时的北京南城巨商大贾荟萃，各省会馆林立，官斋数量众多。在正阳门外，戏园、饭庄更加集中，特别是“吃烧鸭者甚多”，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市独特的饮食文化。
然而，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第二次赴京赶考时，刘大鹏的心理却明显少了几分悸动，而更多了一些平淡。他忧心于山西乡里所弥漫的重商轻学的风气，更为“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穷困”“县城之风俗多浮夸轻薄”的问题感到苦恼。“二进京”的刘大鹏已没有第一次参加会试时候的那股意气风发，只在日记中淡淡记录下“入都待试”。
此时北京城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悄然推进，铁路已经修到了永定门外。刘大鹏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得以与友人乘坐火车到天津游玩，顺便品尝了之前从未吃过的东洋饭馆，此次游历让他觉得“浅陋耳目颇觉较前扩充矣”。在四处游玩调节心情之外，刘大鹏也看到了列强势力在清廷心脏地带的进一步渗透——东交民巷尽为洋楼，西式马车往来如织。
刘大鹏的北京叙事既细致记录了晚清帝都的城市面貌与社会变迁，也呈现了一个内地士人在时代剧变中的心理轨迹。他对城市建设的细致描摹，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对文化冲突的深刻反思，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晚清北京风情画。
（《北京青年报》10.13 马晓婕）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