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与故宫国宝

    张伯驹一生钟情于文物收藏，在曾经那个动荡不安、国宝屡遭盗劫的年代，他凭借深厚的学识、雄厚的财力以及满腔热忱，费尽心血守护文物国宝。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捐献了诸多书画珍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更为中华民族留存下璀璨的文化瑰宝。

    《伯远帖》：东晋风流 宛然在眼

    王珣是东晋名门王导之孙，书圣王羲之族侄，亦是书法名家。著名的《伯远帖》是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问候书信，信中写道：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信大意是说，伯远你卓越的成就和情谊，是家族中的瑰宝。我身体羸弱多病，志向在于悠游自在。分别就像昨天，但都已成为过去。我们如今却远隔千山万水，无法相见。

    魏晋时期的高士多崇尚清净避世、寄情山水，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亦能充分感受到王珣的淡泊与洒脱。《伯远帖》笔墨俊丽秀雅，结体瘦硬开张，笔法飘逸疏朗，完美展现出晋人“尚韵”的审美追求。明代书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这么评价《伯远帖》：“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伯远帖》北宋时曾入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流落民间，入明为董其昌所有，清代则经大收藏家安岐珍藏。乾隆十一年（1746年），《伯远帖》进入清宫，深得乾隆皇帝喜爱，特意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同珍藏于养心殿的“三希堂”，并称为“三希”。经历代专家考证，如今已确认《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均为后世摹本，而王珣《伯远帖》则为真迹。作为王氏家族法书的唯一传世真迹，王珣《伯远帖》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与艺术价值。

    张伯驹求购《上阳台帖》与《伯远帖》始末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的诗仙李白，邀请诗圣杜甫和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自洛阳一路顺黄河东游。当行至河南济源时，李白特意登上阳台宫，去探望恩师司马承祯道长，不料道长已然羽化升仙。面对道长留下的亲笔山水壁画，李白有感而发写下《上阳台帖》，以寄托对恩师的思念之情：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为李白自书四言诗，全文仅二十五字，此帖是现存唯一的李白法书墨宝，启功先生称此帖“字迹磊落”，梳理“它的流传经过，是历历可考的”，因此赞誉其为“肉迹”，称见其字犹如见到李白本人。

    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李白的《上阳台帖》，都曾经珍藏在伯驹先生的丛碧山房，三件国宝得以入藏故宫，也都与张伯驹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段渊源，还要从民国时期的一位收藏家郭葆昌说起。

    郭葆昌早年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机缘巧合之下进入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麾下当差，被任命为“陶务总监督”，受命前往景德镇烧制“洪宪御瓷”。郭葆昌烧制出了三四万件“御瓷”，这些“御瓷”品质毫不逊色于历代皇家“官窑”。复辟闹剧很快就草草收场，“洪宪御瓷”中的大量精品，落入郭葆昌囊中，让他发了一笔横财。

    1937年春天，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了《中秋帖》《伯远帖》和《上阳台帖》，还有明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清王时敏《山水图》和蒋廷锡《御园瑞蔬图》六件珍贵书画。张伯驹在《三希堂晋帖》一文中，有如下记述：

    郭（葆昌）有伊秉绶《三圣草堂额》，颇以自豪。但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当时余恐两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

    张伯驹害怕国宝外流，有意收藏，因此就请琉璃厂惠古斋的老板柳春农居间，郭葆昌开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先支付六万大洋作定金，将画取走，约定一年内付清余款。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北平遭到金融封锁，张伯驹被困于此，上海盐业银行的汇款无法汇来。加之此前他购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花费巨款，无奈之下，第二年张伯驹只好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如此一来，余下的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图》和蒋廷锡《御园瑞蔬图》四件画作，则抵付已支付的六万大洋定金，归张伯驹所有。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先生对这两件墨宝依旧念念不忘，彼时，郭葆昌已于1942年去世，其子郭昭俊继承了收藏。张伯驹托人向郭昭俊求购二帖，郭昭俊开价高达1000两黄金，张伯驹只能望帖兴叹。

    1949年，郭昭俊把《中秋帖》《伯远帖》带到台湾，后又将两件墨宝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张伯驹得知后，赶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建议由国家出面收回。1951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国家文物局终以35万港元（折合27万人民币）购回这两件墨宝，并划拨给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53年，张伯驹先生出于对毛主席的敬爱，通过中央统战部将李白的《上阳台帖》慷慨相赠，毛主席亦回赠谢酬，并于1958年把《上阳台帖》转赠给故宫博物院珍藏。

    《诸上座帖》

    现藏于故宫的《诸上座帖》亦为张伯驹捐赠，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经典之作。这幅作品是黄庭坚为友人李任道精心录写而成，内容源自五代金陵僧人法眼宗文益禅师的《语录》，不仅展现出其精湛的书法艺术，还承载着特定的文人交游与禅宗思想传播的意义。

    《诸上座帖》师法怀素狂草体，曾一度被命名为《摹怀素书》，该帖成书于黄庭坚晚年书艺最为成熟时期，笔意纵横，气势苍茫雄浑，字法奇宕高古，尽显黄庭坚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被誉为黄庭坚传世法书的代表之作。《诸上座帖》传承有序，最初藏于南宋高宗内府，后归权相贾似道；明代辗转递藏于李应祯、华夏、周亮工处，清初为孙承泽所珍藏，乾隆时期收入内府。

    1924年，溥仪被逐出清宫时，将《诸上座帖》偷盗出宫。溥仪为维持奢华生活，让近身大臣陈宝琛办理故宫旧藏书画抵押事宜，后因无力归还全部款项，部分押品作价抵账，张伯驹遂以一万五千元的价格将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和黄庭坚《诸上座帖》收为私有。

    （《北京晚报》10.13 荣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