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人决定去做更多

    ■张赛

    长久以来，我很少和人说话。工友来我宿舍玩，彼此也不搭话，他坐在凳子上抽烟，我坐在高低床上看书。抽完烟，他起身离去。在外打工，一年到头只跟爸爸打两个电话。到工厂，给爸爸报平安，年尾告诉爸爸今年不回去了。

    做了快递员，一天要接打上百个电话。送快递的第一堂课是码货，老师傅告诉我货物要冒出快递筐，冒出多少呢，冒出的快递要比筐内的快递多。刚入行没有经验，买了一辆小小的电动车，载着比我还高的货物上路。摇摇晃晃，全靠自身的体重压住车头，偏偏每天都有人在我骑车时催件。客户总是这样说：“你好呀师傅，我看见你正在派件，什么时候送过来呀？”我总是停下车子回答：“快了快了。”事实是“歪了歪了”，车子正在失去重心。每天说许多话，为了工作，为了解决问题。

    后来，我们那个快递老板跑了。我们费尽心力，到处投诉，也没结果。但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四个快递员虽然平时天天见面，可是谁也不了解谁，天天说话但都是工作上的交流。因为特殊的机缘，我们熟络起来，饭桌上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的视野才从他们的工作拓展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慨。

    离开快递行业，再次进厂。工人每天面对机器，被同化成机器。工作安定下来后，我决定做一个采访计划。首先，虽然每天和工友说话，但都是工作上的话，就像从前送快递的时候。需要一个理由、一个仪式，我才能和同事深度沟通。采访就是一个理由、一个仪式。其次，我打工十八年，到头来还是一个普工。那么，和我同时上路的人呢？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他们过得开心吗？我不想只做一个旁观者，我想采访他们，进入他们的视角，听他们讲自己的打工故事。我写了一封公开信，马上发表在QQ空间。过了一会儿，有二十九次浏览，三个工友点赞。点赞的工友，你跑不掉了，不过现在来不及联系。

    我把要问的问题整理到日记本上，一共二十七个问题，我并不准备逐条去问，那样太生分，就聊天吧，聊到哪里算哪里。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石头。一口气聊了两个半小时，聊到最后石头说，哥，有点儿困了。

    挂掉电话，我仰躺床上，腾地又坐起，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我给老婆发了一条消息：“失败。”又发：“采访完了，两个小时，感觉我很失败，虽然聊了很多，但是很碎，没有故事。”又发：“就是讲了一堆细节。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没有讲。那年他告诉我，他生病了。现在不聊那个了。个人隐私，不能挖掘。”

    老婆回复说：“才开始嘛，慢慢来。”

    我知道这是安慰和鼓励，可是，一股巨大的汹涌的失败感把我淹没。

    几天后，我联系上记者刘同学，跟她详细说明了困惑：“最近计划采访工人，已经开始采访。第一个采访完，觉得失败。一方面我最想问的他避开了，另一方面我们聊了非常多细节，但是感觉没有故事。这也不能怪受访者，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平凡。所以想请教你，想问问你有没有类似的采访让我借鉴？”

    刘同学发给我一份她当年采访工厂工人的提纲，我看了，有几个提问点醒了我，“是否准备留在城市”“你对工厂是一种怎样的感情”“用几个词概括自己的身份”“你觉得自己在生产线上是不是重要的一环”。这些都是我不曾考虑的角度，我的采访思路是围绕童年、家境、工作历程、恋爱、婚姻、疾病展开，都是一些工友之间很自然聊起的内容。我绝不会问工友对工厂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因为很假，开不了口。

    第二个联系的是阿邦。他勾起我采访念头的一个点是感情经历非常丰富，谈的朋友一个比一个令人羡慕。阿邦说：“哎呀，我的故事你可写不完，三天三夜讲不完。可以采访啊，你现在是作家喽，成名了可不要忘记我。”我问：“阿邦，你什么时候有空？”阿邦说：“随时有空，我这个工作，就是随时有空的状态。”

    我准备好问题，打给阿邦，他接了电话后，嘴里喊着：“大作家，来了。”我们开始聊，但不久来了他的同事，他忙着张罗，我见状说了再见。再一次打过去又是没聊几句他和同事就聊了起来，我看不行，得晚上打，结果晚上他也有应酬。说好的随时有空，原来是随时没空。

    第三个联系的是阿飞。他收到邀请马上答应，但是年底了，厂里事多，现在聊不成。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眼睁睁过去了。我在想，短视频上有很多爆火的打工主播，比如有一位提桶哥，他提着桶到处进厂，干几天就指责这家工厂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提桶跑路。然而提桶哥并没有看到我的私信。我给同学杜艳打电话，她说你就写你自己。我请老婆帮忙联系韩珮，听说她在新加坡的工厂干过两年。老婆说太难开口，借钱都没这么难。

    阿飞终于抽空接受采访。并不意外的是他的叙述和石头一样，很真实，清汤寡水，没有戏剧性，整个叙述找不到爆发点。概括性的讲述居多，一件事几句话就说完，不能详细展开，随即转入另一件事。采访结束，我没有写一个字。

    一个工人决定去做更多，他失败了。

    （《在工厂梦不到工厂》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