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的情思

    ■刘江埘

    踏入江南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着展柜中泛黄的宣纸，纤维在灯光下若隐若现，仿佛古人笔下未干的墨痕。讲解员说，一张好纸要经“七十二道工序”，从青檀树皮到雪白笺纸，是水与火的淬炼，也是时光的沉淀。那一刻忽然懂得，中国书法的风骨，从来不止于笔墨技法，更藏在承载它的器物之中——笔墨纸砚作为文房四宝，从来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托举文化的舟楫。

    试想王羲之若生于汉代，案头只有简牍相伴，会是怎样的光景？竹简坚硬，落笔需用力刻写，墨汁难洇开，笔锋难流转。那样的载体，写得出《急就章》的规整，却难容《兰亭集序》里“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行书意趣。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代，是一个毛笔、纸张、墨锭、砚台的制作工艺都已经高度发展的时代。正是魏晋以降，纸的普及给了笔墨呼吸的空间：墨色能在纸上晕出深浅层次，笔锋可藏可露，连飞白处都带着风的姿态。就像博物馆里那幅复现的《兰亭集序》，“之”字的二十种写法，若少了纸的绵密与温润，便失了那份“得意忘形”的灵动。

    不只是纸，文房四宝的每一件，都在塑造书法的灵魂。笔的狼毫与羊毫，决定了线条的刚柔；墨的浓淡枯润，赋予字迹以情绪；砚台的细腻与粗粝，影响着磨墨的快慢，进而牵动书写的节奏。它们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成就的整体：好笔需配好纸，好纸需衬好墨，好墨需借好砚。就像古人写字前的“焚香净手，磨墨润笔”，那一系列仪式感，早已将器物与心境融为一体——器物载着书写者的意，书写者的意又透过器物，化作纸上的道。

    “器以载道”从不是虚言。文房四宝承载的，不仅是汉字的笔画，更是中国人对“美”与“意”的追求：是王羲之醉后挥毫的率性，是颜真卿写《祭侄文稿》的悲愤，是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的旷达。那些藏在笔墨纸砚里的匠心，让书法从“写字”变成了“抒情”，从技艺升华为文化。回望这些器物，回望《兰亭集序》的风骨，其实是在回望一条被器物托举着的，从未断裂的文化长河。

    以前总觉得纸是随手可得的东西，这次亲眼看着七十二道工序里，不管是捶打青檀皮的力道，还是晒纸时在竹帘上轻轻一荡的巧劲，每一步都藏着“慢工出细活”的匠心。看树皮变成薄如蝉翼的宣纸，才懂“一张纸，千般力”。后来再写字、用纸时，不自觉就会轻一点、省一点——不是吝啬，是觉得不能辜负那些浸在水里、晒在日头下的功夫。这种“震撼”真的很特别，不是看壮丽风景的那种冲击，是凑近了看的细碎与郑重，反而更戳人。就像现在再想起《兰亭集序》，不光能想到字的飘逸，还能脑补出王羲之当时用的宣纸，或许就是这样经无数双手揉、晒、晾出来的。器物和文化就这么连在了一起，后劲十足，情思满溢。

    （《辽宁日报》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