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抗战宣传中木刻版画民族精神的另类视觉表达与情感传播

    张彪在2025年第3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说，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以其独特的视觉符号和社会功能成为传播民族精神的重要媒介。凭借黑白对比的强烈视觉冲击、简便易行的制作工艺以及低成本的传播特性，这一艺术形式在战时条件下被广泛应用，通过城乡传播路径的协同作用连接知识阶层与基层民众。木刻版画的情感传播机制构建了从愤怒到同情再到爱国的情感递进结构，推动了个体情绪向社会认同的转化，并进一步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塑造与社会动员。其符号体系通过具象与抽象的多重表达层次，结合英雄人物与普通民众的形象塑造，实现了艺术表现与社会功能的有机结合。在传播模式上，木刻版画通过报刊连载、展览活动和公共张贴等形式，在城市和乡村中展现出传播策略的差异化与适应性。城市传播注重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力，而乡村传播则通过直观易懂的视觉语言实现了广泛动员，构建了全民抗战的叙事体系。

    1933年美国对长城抗战的关注及其与停战谈判的关系

    张皓、吴迪芃在2025年第7期《人文杂志》上说，1933年上半年日军进攻长城一线，不仅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也有损于美国的远东利益。美国因此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美国关注日军的进攻，弄清日军是否进占平津地区，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美国称赞中国军队的抗战精神，派遣军舰入驻渤海，给予日本一定的压力。但是，美国的强硬立场仅限于此，他拒绝国民政府呼吁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和牵头阻止日本侵略行径的要求。美国不断要求中日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并答应日本不介入谈判，只是静观谈判的举行和《塘沽协定》的签订。总之，美国虽然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关注长城抗战的主调是妥协求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