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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国人民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抵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批优秀的干部奔赴东北，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从1933年开始，中共将分散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之后又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简陋的武器同日本关东军进行殊死搏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第二是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局部抗战。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等，体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日斗志。
中国的局部抗战意义重大。首先，冲破了西方绥靖政策和国内不抵抗主义的束缚，在世界上首举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其次，在世界上最早创造了以游击战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新型战争形式，为七七事变后中共开辟敌后战场积累了经验，后为许多国家所采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抵抗形式。最后，对全民族奋起展开全面抗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将战火从华北烧向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并封锁中国的海岸线，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企图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日本的企图很明显，就是要全面灭亡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国共两党根据各自的优势和特点，迅速形成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呼应，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及海军部分兵力，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正式开辟。
在正面战场，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在平型关战役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全歼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激战达3个月之久，使日军陷于“苦战”，伤亡4万余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战场上尸山血河，“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日军死伤1万余人。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军3.5万余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作战，被迫从速决战转为战略相持，不得不采用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攻势为辅的对华策略，企图引诱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的军事攻势基本上是以小规模的短促作战为主，尽管胜多负少，但正面战场数百万大军利用广阔的国土与侵华日军对峙，与敌后战场相呼应，不仅使日本政治诱降失败，而且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使其进退维谷，直至战败。
在敌后战场，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遵循毛泽东的游击战、持久战理论，先后深入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敌后战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军开始将对华作战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约2.38万人，使华北日军主要交通线陷于瘫痪，显示了敌后战场的威力。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规定，“（对华）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侵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华北、华中、华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扫荡”“清乡”为主要形式的“治安战”，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敌后战场进入最困难时期，但中共领导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日军，壮大自己，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近代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像世界强国那样进行大规模作战。但中国抗战却以特有的游击战争，动员全民族持久抗战，有力抗击了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据统计，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共34个师团，包括朝鲜战场1个师团、中国东北8个师团、中国关内24个师团、日本本土1个师团，可见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东北13个、中国关内22个、东南亚10个，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此后，直到投降，日本陆军主力始终在中国战场作战。总之，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史实证明，中国战场是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
（《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 胡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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