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

    张载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对于宋明理学之理想追求精神的一种集中表达。所以，自其提出以来，从朱熹与吕祖谦之合编《近思录》到黄宗羲、全祖望之编纂《宋元学案》，也都在不断地征引并且也在不断地加以完善化表达；上述表达就出自全祖望最后的改定本。

    但说到张载“四为”的最初形成，则又存在着一系列相互促成的正反面因缘。

    张载（1020—1077年）虽然科考出道较晚，但在其科考中第前就已经长期在长安讲学，并被时任宰相文彦博树为“士人矜式”。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与程颢一并科考中第，初授祁州司法参军，继迁丹州云岩县令。也许因为治理地方政绩突出，也许是因为其当年讲学之深入影响，所以当熙宁变法刚刚展开就受荐入朝；而他与宋神宗的朝堂答问也颇受奖掖，并获得“将大用卿”的期许。

    不料张载在与王安石的相处中却发生了不小的分歧，认为王安石为人性格刚愎，执政风格狷急，所以讽刺为“教玉人追琢”。张载由此颇受排挤，先是按狱浙东，继而校书崇文；而当时任监察御史的弟弟张戬也因为批评新法被贬谪为湖北公安司竹监时，张载觉得已经无法继续参与新政，于是以病辞官，回到陕西眉县横渠镇。

    但回到横渠镇，张载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失意，反而明确表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说明其关于人伦文明的建构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于是，他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了一通关于变法的实验。这就首先表现为由其弟子“三吕”在蓝田推广“吕氏乡约”；至于张载本人，则“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

    同时，他还与其在朝的弟子范育展开了一通关于“道学与政术”关系的书札讨论，并批评说：“朝廷以道学与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与之同时，张载又通过赋诗的方式叮咛其另一弟子苏季明：“……事机爽乎秋毫上，聊验天心语默间。”所有这些也都表明，虽然张载在朝廷政治中受到了挫折，但其坚持变法、坚持改革的决心并没有受挫。

    不过，当张载独自面对自己一生的思想探索时，其首先为“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但另一方面，张载又将如何表达自己这一生关于儒家人伦文明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呢？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正蒙”的命名。

    那么这究竟是要正谁之蒙、又如何正其蒙呢？

    当然，这首先就是由佛老之谬误所导致的“世之儒者”所表现出来的时代之蒙，尤其是那种“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梦幻恍惚，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的“懵者”之蒙。要对时代精神进行一种正蒙式的纠偏，那么其所谓的“正”者，也就必须首先为自己确立一个基本而又坚实的理论出发点。

    那么，究竟如何确定自己一生思想探索的基本出发点呢？正是在这种不断地思索中，他在崇文院校书经历中所看到的一段名言也就一下子显现出来：

    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方既平，修文止戈，收天下图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四库。

    这就是蒲叔献在《太平御览》的序中所提到的宋太宗时要求李昉等翰林学士在编辑《太平御览》时的心态，目的在于供宋太宗在听政之暇以补充自己的知识，当然同时也希望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读书学习思潮；其所谓“为百圣”“为万世”“为古今”“为天下”云云，也就代表着宋太宗在启动这一国家工程时的一种殷切希望。于是，张载也就在自己的左右简编、俯读仰思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文字：

    为天地立志（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括号里面的字为朱熹与吕祖谦编《近思录》时所改）

    “四为”的这一形成过程表明，所谓“四为”，实际上也就是张载为自己撰写《正蒙》时所拟定的一种基本设想与内在章法，当然也就是张载在总结自己一生探索之所得的一种“自我立法”。

    （《光明日报》8.9 丁为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