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诗、文：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文类探赜

    一个多世纪以来，莎士比亚以多重面貌参与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建构。其作品内在的“文类可变性”，也就是剧、诗、文之间的灵活性，使其得以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诉求产生共振，完成了从异域经典到本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在西方莎评传统中，莎剧的本质是“诗”还是“剧”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莎剧中超七成的诗体台词使其具有显著的“诗性”，一些评论家如兰姆认为舞台演出会损害其想象空间，故而适合作为诗歌阅读。但另一派学者则强调，诗歌形式服务于戏剧功能，其根本属性是“剧”。

    这一理论之争进入中国后，演变为“案头”与“舞台”两条截然不同的实践路径。一方面，莎士比亚的“诗人”形象被梁启超、鲁迅等早期知识分子所确认。受此影响，朱生豪的翻译以传达文学“神韵”为旨归，孙大雨、卞之琳的诗体翻译则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格律化的探索。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中，曹未风、方平等译者和戏剧家强调莎剧为舞台而生，译文必须口语化、生活化，从而滋养了新兴话剧艺术的成长。

    莎剧文类可变性的另一维度，是“诗体”与“散体”的交融。莎士比亚大量使用的素体诗，因其不押韵、格律灵活而具有“散文般的自由”。这一内在特质，恰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诗体大解放”的文学思潮不谋而合，为当时寻求打破旧诗格律、创造新文学语言的中国文坛提供了绝佳的域外范本。在此背景下，梁实秋、朱生豪这两位重要的莎剧全集翻译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散文体翻译莎剧的诗体部分，其实质是一种创造性的文体选择。梁实秋认为莎翁的无韵诗“实际已很接近散文”。朱生豪则以一种富有音乐性的“诗化散文”，调动汉语自身的平仄韵律，在散体译文中再造了诗的内在精神。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百年变形，并非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一场基于其文类可变性的深刻文化对话。他的作品灵活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演进，回应着新诗、戏剧与散文创立发展的内在需求，堪为文明互鉴与创造性转化的经典范例。

    （《河北学刊》2025年第4期 解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