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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之前，罗兰·巴特在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作者之死》中，宣判了作者的死刑；与此同时，德里达借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用符号能指的相互指涉，排除了语言表达思想和作品表达意义的功能，带来了读者解构文本的狂欢。巴特推论不合情理，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理论断章取义和釜底抽薪，应当恢复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本来面目，从理论上证明作者并没有死，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作品可以表达意义。
巴特在《作者之死》的开篇处，以巴尔扎克的《萨拉金》中的一句话作为论据。这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总结概述萨拉金对他所迷恋的阉人歌手的观察和误判。在为“谁在这样说呢？”寻找答案时，巴特却刻意避而不提叙述者，而将考虑范围限于所述对象和文外作者，这样就不可能找到答案。巴特则立刻毫无根据地宣判了作者的死刑：一开始书写，无论什么声音、什么起源点，都会被毁灭，主体就会消失，就会失去所有身份。
中外文学研究界的共识是：巴特“作者之死”观的一个重要根基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基石也是索绪尔的语言观。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被视为开创了用语言取代主体和思想的新时代。这是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严重误解。实际上，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语言观进行了符号学的强化阐释和另行开掘。
通过对索绪尔《语言学教程》中引文的详细考察，不难看出，索绪尔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看法实际上与传统一致，而非当代研究界普遍认为的，是对传统的颠覆。索绪尔强调“符号能指和符号所指的结合”产生语言的实体；倘若像德里达和其追随者那样抛开符号所指，那么作为“实体”的语言符号“便不复存在了”。德里达在援引索绪尔的观点为解构主义服务时，抛开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把语言系统仅展示为“一连串的声音”（一连串能指），仅关注这些声音之间的差异关系。这种误解和误用之所以一直未被识破，是因为中外学界均未认识到差异本身并不能产生语言符号。
索绪尔区分了三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由符号能指之间的差异构成的关系、由符号所指之间的差异构成的关系以及能指和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第三种关系是连结前两种关系不可或缺的纽带。德里达抛开了第三种关系，将第一种关系展示为索绪尔语言系统的全部。这样一来，任何符号的意义都无法确定，遑论作者的表意作用了。
既然“能指游戏”和“作者之死”的论说缺乏依据，为何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跟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密切相关。德里达敏锐地抓住语言这一人类最为重要的思维和交流工具，从消解其表意功能入手，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当时结构主义语言学如日中天，德里达有效利用了索绪尔的影响力，从中开掘出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延异”，从根本上颠覆语言和文本的表意功能。在文学领域，巴特则通过宣判作者的死刑来实现思想革命的目的。也就是说，德里达和巴特的颠覆性论说是思想革命的需要，也是符号学盛行时代的借势发挥。在还索绪尔本来面目以及揭穿“作者之死”推理的谬误之后，“意图”在场、作品能够表意也就不证自明了。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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