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新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影响

    春秋之前的文献主要是“官府文献”。留存至今作为“书籍”的先秦官府文献是“五经”，它的主要功能是“典藏”，其使用限于国家重要典礼或贵族的“六艺”教育。春秋中期以来，私学大兴，百家争鸣，文本的制作、文献的传承和交流也更为便利，因此私家著述渐次流行，“非官府文献”生成并广为流传。

    一、摘录是早期文献的再生方式之一，也是文献重要的传播形式

    “书”是西周贵族教育的“六艺”之一，读书是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因此，对已有文献选择抄录，或根据自己的需要抄录，就成为一种风尚。

    我们用早期《老子》的流传进行说明。《老子》一书，在战国早期已经成书。近五十年来，出土了六种《老子》的早期写本：战国三种，西汉三种。

    这六种写本，各自有较大差异，与今本差异也较大。六种写本的差异是抄录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动摘录的结果。汉代以来，随着书籍篇幅的增大，摘录删节的新书也越来越多。东汉初年，有学者把52万多字的《史记》删成十余万言。东汉后期的荀悦把百卷的《汉书》摘录改编成纪年体三十卷《汉纪》。

    摘录实际上是一种改编，它体现了摘录者的选择取舍标准。那些大量的诗文选本更是在选择中体现对文学的看法，对文学发展史的看法，在精选中体现选录者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情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

    二、附益是早期新文献的生成方式，是判断文献性质和流传生态的重要标志

    附益，就是在原文献前面、后面或中间增加相关内容。附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文章作者的追寻。把作者的生平和评论文字附益其后。古典时期，书籍富有神圣性和神秘性，不容易得到，读书是一种高级的奢望和享受。读其书，必先思其作者，士人如此，帝王也是如此。司马迁《史记》所作诸多列传，就是读其书对其作者的追记。

    附益的第二种方式是读后感。或对原书加以评论，或对原书内容进行总结。对原书评论，有的是引用前人时贤的话，有的是读书者直接进行评论。先秦典籍中记载某件事，结尾常用“君子曰”或“孔子曰”加以评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体例是先摘录《左传》等典籍的叙事，再在后面加以评论。张政烺说这种形式类似于“教学课本”。

    附益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把一篇或数篇独立的文章附在后面，形成一题多篇的状态。《逸周书》中的《王会》篇后附益《伊尹朝献》，前者记载周朝盛典，后者记载商朝盛典的两篇。附益的篇章，如果没有标志，最易混淆。《庄子》有《惠施》篇，一般认为是散佚了，其实它存在《天下篇》中。《子张》篇不见六朝以后的传本，其实它是附益到《盗跖》篇中。

    摘抄与附益，是写本时期文献生成的重要方式，表明对既有文化的继承，也包含着丰富的创造性，它本质上是面对既有知识结构，适应社会变动和文化发展而调整的新文本形态。

    三、摘录和附益对文体的影响

    写本时期文本使用场合、使用方式、使用目的不同，导致摘录、附益等文本形态变化，从而引起文体的改变。我们以“传”体为例进行说明。秦汉时期“传”作为文体，与“经”相对，其功能是解经。有“经师之传”，讲述“经”的本真之义；有“瞽史之传”，以讲述故事为主；还有一种“泛论大义”的“提要体传”。文体的频繁变化，是应对社会发展变化、知识迭代更替的结果，也是知识储存和传播方式变化的结果。简牍写本时期文体的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由于文本制作和流传的限制。同时由于看重文体的实用功能，势必限制文体对美的追求。东汉以来，纸本的出现，书写载体和容量大为增加，交流也越发频繁，使文化越来越普及，这就要求有共同遵守的规范，这种约定俗成加剧了文体的定型。对审美的追求，加之对受制于现场情境的实用功能的减弱，文体就趋向稳定。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伏俊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