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如果人生是一幕戏剧，主人公黄石文的故事仍在上演。

    98岁，头发花白，走路要拄拐杖，但他始终把上身挺得直直的。近两个月，每天晚上，他便待在养老院的房间里回忆过往。人生南北多歧路，炮火连天的战场后方，一段文艺兵的人生经历徐徐展开。

    孩子剧团里的21弟

    “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1939年，《红缨枪》，金浪作词，向隅作曲。

    孩子剧团表面上是抗战时期河南开封扶轮小学（陇海铁路工人子弟学校）的抗日宣传队，实际上，是中共河南省委的秘密机关联络站。年少的黄石文对它仰慕已久，台儿庄大战时，他曾在开封街上看到过剧团的抗日游行，孩子们穿着翻领白衬衫，蓝色的工装裤，很精神。1938年6月，会外语的哥哥做了二等邮务，能往外国使馆区送信，11岁的黄石文借哥哥的光，得以加入剧团。剧团有23人，按照年龄排序，互以兄弟姐妹相称。黄石文去得晚，排行第21。他和未来的妻子王效平相识于此，“如果有人问我和老伴，哪一段生活对你们的影响最大？我们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是开封孩子剧团’。”

    他还记得那个温暖的“魏大姐”，她是剧团里的辅导员，也是孩子们的启蒙者。她给孩子们讲红军、讲苏联。多年后，黄石文才知道，这位“魏大姐”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

    在剧团暂住的院子里，黄石文常和伙伴一起放哨，看见不认识的人，他们就唱一支歌报信，今天唱《红缨枪》，明天唱《黄水谣》。拐角的楼梯通向二楼，屋里，党的地下工作者正在开会，交换着情报和文件。

    敌后拂晓剧团

    “你看，全世界被压迫者，已经手牵手、肩并肩，结成了统一战线，向法西斯强盗作决死的斗争啊。”——1942年，《新世纪的前奏》，鲁军作词，贺绿汀作曲。

    养老院的房间里，黄石文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他对着屏幕一字一句口述过往，电脑再转录成文字。电脑旁边放着一本书，是他退休后和妻子合写的电视剧剧本《彭雪枫将军》。

    至今，黄石文依旧对彭雪枫怀有深厚感情。这位军旅生涯波澜壮阔的将军，被后世称赞“文武双全”，“武”不必多说，“文”则体现在他对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视。他说，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愚昧的、盲目的，要在敌后创建一支有作战能力，又有文艺演出能力的文化兵部队。到新四军后，这一“传统”被复制过来。后来，大家都说，新四军四师的彭雪枫师长有三件宝，分别是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在1938年9月《拂晓报》发刊词中，彭雪枫说，“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进、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那年，彭雪枫领导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进军豫东鹿邑县途中，吸纳一批学生为骨干力量，组建起拂晓剧团，但没过多久，这批骨干人员被分散到各个队伍，好在剧团名字保留了下来。

    1940年，孩子剧团和安徽萧县抗敌总队宣传队的到来，使拂晓剧团得以扩大。黄石文还留存着当时的照片，一片空地上，文娱科长胡介民站在一侧，孩子们垫着背包坐下，把膝盖当桌子，边听边记录。彭雪枫邀请来许多他在延安时认识的战友到部队教学，黄石文现在还能念出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从画家莫朴那里，黄石文认识了三原色，学会了绘画基本原理。跟着刘岘，他学会了木刻，能在木头上刻出战斗英雄的形象，再拓印到《拂晓报》上。贺绿汀教大家对位法等西洋和声方式，他们第一次在敌后演出了五部混声大合唱歌曲《新世纪的前奏》。他还学会了拉提琴，给战壕里的战士们表演，女同志唱着歌，他在一边拉着提琴伴奏。

    枪林弹雨的抗日战线上，他们多次到地方和部队执行各种任务：伤员多了，就到医院帮助护理伤员；参加扩军运动，把放羊、放猪的小朋友拉进队伍；在部队当勤务兵，给俘虏做思想工作，甚至帮群众收麦子等等。因此，剧团要学习在敌后生存的本领。部队请来军事教员，教他们扔手榴弹，先用拆除了火药的空壳手榴弹学姿势，能投到20米之外，才能投实弹，“慢慢地，投弹的胆量就练出来了。”

    半夜哨响，紧急集合，他们需要在十分钟之内穿好衣服、装好背包，再行军十公里。夜间行军，他们躲过敌人的碉堡，跨过铁路，三人一组，中间的人边走边“睡”，由另外两个人扶着，三个人轮流着来。日子看起来苦，但每个人都乐于当“万金油”。

    “党把我们养大”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1939年，《新四军军歌》，集体作词，何士德作曲。

    作为文艺兵团，拂晓剧团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其中一张黑白照片意义重大。黄石文记得清楚，那是1945年8月，拂晓剧团正在新四军四师九旅演出历史话剧《李闯王》，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家万分激动，合影留念。也是在这一年，18岁的黄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期间，黄石文听从指挥，被派驻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争结束，考学还是留在部队，黄石文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考虑，打了这么多年仗，都是破坏，今后建国了，要大搞建设，需要有文化的人。1949年，黄石文被中国人民大学的工厂管理系录取。但紧接着，前方的路迎来一个急转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要求他学习外交。

    黄石文不同意，他还是想学工厂管理，搞建设。系主任、教务处长先后跟他谈，最终他放弃坚持，原因是对恩情的感念——“我们这些人，从小就离开家，之后加入组织，是党把我们养大的。”毕业后，黄石文来到外交部工作，后又到多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工作。

    一生被时代推着向前，黄石文获得的各类奖章、徽章和纪念章能摆满半张床，但接受采访时，他只在胸前别上了党徽。这是他最看重的身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人生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黄石文靠着这份信念，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时间不停，“你们还年轻，还能替我们看更长时间的好生活。”黄石文说，写回忆录的初衷，是想用自己的经历，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借鉴，也让他们了解过去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新京报》7.7 赵敏 李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