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式小品文的医药传统与文学回响

    中国古代本草式小品文在形式上主要继承了《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书写模式，在内容上与社会现实、儒道思想、佛禅义理及读书治学等方面紧密关联。古代文人借鉴本草药方进行写作，将本草譬喻性书写与小品文的创作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从文学与医学相交融的双重维度来看，这反映了文人“游戏笔墨”中蕴含的医药思想与士人精神。

    首先，中国古代文人普遍具有的中医药知识，是其创作本草式小品文的重要基础。自唐宋以来，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推动了医药文化的日益活跃，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官方对医书编纂的重视，无疑促进了当时本草知识的广泛传播，唐高宗曾命苏敬等人重修本草类书籍，撰成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五十四卷，又有《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大型医书的问世，进一步反映了此时期医药文化领域的蓬勃发展。古人在济世救人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百官本草》中“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的描写，将中药药性与御史的职责进行关联，其中隐喻着御史为国家治病驱恶、攘除奸佞的治国之道，使本草式小品文的文化内涵上升至社会哲理的高度。

    其次，本草药方形象化的呈现方式亦契合了小品文的写作需求。作为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草药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包含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中药的命名较少严格的统一规范，对其作用与功效的认识也多是根据古人的感性体验，这就使本草药方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容易引发人们对其象征意味的联想。如《神农本草经》曰：“中药养性，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又《本草纲目》曰：“萱本作谖，谖，忘也。《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谓忧思不能自遣，故欲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可见萱草作为一种植物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其“食之令人忘忧”的药性亦成为文人反复吟咏的主题，如西晋傅玄、夏侯湛均有同题赋作《忘忧草赋》，白居易《酬梦得比萱草见赠》“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朱熹《示四弟》“阶前树萱草，与子俱忘忧”。这些作品使本草具有形象可感的象征意味，亦为本草式小品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最后，本草式小品文的审美范式对后世涉药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引导古人从修身养性的维度出发，创造性地撰写了一系列养生小品。这一文学现象在明代中后期逐渐显著，并孕育了多部经典之作。例如，杜巽才《霞外杂俎》中所收《快活无忧散》与《和气汤》等篇章，均是巧妙地借鉴本草药方的形式，展现作者的养生理念与人生哲学。《快活无忧散》一文指出，“快活无忧散”虽成分简约，但效用卓著，药性温和无偏，无需远求，唯需内省自得。其制备与服用环境亦需精心布置：需于静谧居室中，窗外景致幽雅，室内布置简约，每日静坐调息后服用。药物发挥作用的过程与闲庭信步、吟诗作画的艺术活动紧密相连，体现了作者追求内在平和、清静无为的养生哲学。又如《和气汤》一文则以中医学中的汤药为喻，将“忍”“忘”“不语”作为治疗“客气、怒气、怨气、抑郁不平之气”的良方，作者通过这一独特的写作形式，传达了淡泊名利、豁达宽容的人生哲学。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张宇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