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从“孔颜之乐”看道德审美的“中国性”

    杨吉华在2025年第3期《中州学刊》上说，《论语》中的“孔颜之乐”，以安贫乐道的精神要义，将道德主体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融于自我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的审美体验中，形成一种美善相融的圣贤气象，蕴含着内以修身、外以治世的道德审美价值取向。宋儒通过以“诚”贯通天道性命、会通孔孟“识仁”之法和“循理而乐”的成德之教等具体途径，将“孔颜之乐”的人文意蕴进一步扩展到仁乐相通的天地精神，从而将人的自我道德境界修养提升与修身治世的社会实践有机统一起来，最终实现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的圆融。由此，“孔颜之乐”以一种对自我与世界进行审美感应的精神把握方式，形成以个体精神超越和理想社会秩序构建为重点、充分凸显人生内在道德终极价值意义与天道相贯通为最高审美追求的理论系统，成为道德审美“中国性”的诗意诠释。

    诸子起源三说的文化指向

    刘子豪在2025年第1期《枣庄学院学报》上说，诸子之学是先秦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子的起源问题也历来是学术争论的焦点。在这其中，“古之道术”说、“救时之弊”说和“王官”说三者最为经典和重要。诸子之学和礼乐文明一脉相承，不可分而视之。因此，在关注诸子起源诸说的同时，也不可忽略这些观点背后潜藏的文化指向，即西周礼乐文明。诸子之学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礼乐文明里脱衍而来，它们就可以被视为礼乐文明之下面对不同情境场域的多种思想流变。礼乐文明又在诸子的交锋中最终创造了更高级的西汉儒家文明，并作为批评总结学术思想的工具，推动实现了学术和文化的升华，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