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楚学者的风骨

    2月4日清晨，85岁的敦煌学泰斗项楚在成都家中安详离世。项楚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研究横跨敦煌学、佛学和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评价，如果说季羡林、周一良是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敦煌学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学者，那么项楚就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据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高地的中国敦煌学的中坚力量”。

    项楚的武器是浩瀚而精密的文献研究。不同于传统校注学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的勘校写得环环相扣，读来像一本侦探小说，只不过需要侦破的是敦煌文献中的怪字、俗字和已消失的字。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一句“游泥伽蓝”，曾让项楚苦苦思索好几年而不得解，直到有一天灵光乍现。他悟出，“游泥”实为“淤泥”，因字形相近而误传，“伽蓝”在梵文中指寺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弄脏寺院。他曾几次在佛经中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这才融会贯通。

    项楚从来不追忆往事。他去世一个月后，在书柜的角落里，夫人何建华仅找到他留下的一份往事大纲。这份大纲从他参加工作写起，写到在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分配到中学当老师，进入《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到调回四川大学开始敦煌研究为止。文具店里最常见的一元一个的笔记本，一共只写了十几页。何建华推测，这大概是他前两年住院时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过。笔迹工整不苟，但字里行间已经带有体力不支的颤抖。“不吹牛，不回忆，不张扬，不争。和我的老师启功一样，是真正的士君子。”这是川大中文系老同事谢谦对项楚的评价。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一度在国内学界广为流传，尽管后来被证明为误传，但是由这句话激起的风浪却不小。事实是，在19世纪最后一年，莫高窟藏经洞大开，敦煌遗书散佚，“敦煌学”由此成为国际性显学，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敦煌学界仍一片荒芜。浙大历史系教授、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刘进宝回忆，当时大家都对这句话感到气愤、震惊。

    1985年，项楚带着论文《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到乌鲁木齐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季羡林、王永兴、周一良、宿白等前辈学者齐聚一堂，在项楚眼里“就像云中的神仙一样”。看到项楚的题目后，老先生们很高兴。

    当时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正在主持一个专门研读王梵志诗的读书会，准备集中火力，对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梵志诗校辑》中的错漏开展批评。老先生们希望能赶在日本之前，出版中国学者自己的纠错文章。

    项楚不负众望。手写的书稿装在航空挂号信封里，厚厚一叠，从成都源源不断地寄往北京，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通过影印出版。项楚后来回忆，入矢义高认真看过，并表示：当年在读书会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项先生大都解决了，“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

    那次研讨会后，敦煌学家潘重规“逢人说项”。季羡林后来告诉项楚，当年《王梵志诗校注》把日本学界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可见学术研究中也是有政治的。季羡林还说，以前日本学者的话可以稍微改动一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句话成为经典。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181期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