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服务业深陷“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本质,在于需求侧有效支付能力不足与供给侧成本刚性约束的长期矛盾。具体表现为:家庭养老传统与机构养老高成本的制度性错配,政府主导的准公共品供给模式难以精准匹配分层化需求,市场资源配置受信息不对称制约形成供给冗余与短缺并存。
数字经济通过重构“需求—供给”的动态均衡机制,为跨越陷阱提供理论可能。需求侧层面,数字经济通过扩大就业形态、提升劳动生产率及优化要素分配,系统性提高老年群体可支配收入,从根本上激活潜在需求。供给侧层面,数字技术通过实时匹配供需信息、智能调度服务资源、构建全链条监管系统,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式供给”转向“精准化响应”。更深远的是,数字经济催生的“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通过整合医疗、社保、社区等多维数据,形成养老服务生态系统的正反馈循环:需求洞察越精准,供给创新越高效;服务质量越提升,支付意愿越增强。
然而,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受到“技术—社会”二元鸿沟的制约。老年群体受生理机能衰退、数字素养不足及传统认知惯性的影响,在接入数字服务时面临工具、内容和价值三重排斥。若不干预,数字技术可能异化为放大代际落差的力量,老年人被动陷入“数字失能”困境,最终反向强化原有均衡陷阱。
破解困局需构建“制度创新—技术适配—人文关怀”三位一体的干预体系。制度设计上,需贯彻“积极老龄化”理念,通过弹性退休制度延长人力资本周期,依托数字就业平台创造适老岗位。技术开发中,应遵循“包容性创新”原则,从界面设计、服务模式、产品逻辑等维度重构适老化标准。社会支持层面,通过社区培训、家庭互助、志愿者服务等非市场手段,帮助老年人跨越认知壁垒。更深层的变革在于重塑技术伦理:数字化的目标不是用机器替代人性化服务,而是以技术延伸人文关怀的边界,在“效率”与“温度”间寻求平衡。
(《河北学刊》2025年第1期 夏杰长 罗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