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苏酒中无屠苏

    屠苏酒，这个名字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春节记忆，但“屠苏”二字究竟何意，却是众说纷纭。节日酒品常以时令药材制作而成，如端午节的雄黄酒、重阳节的菊花酒等。屠苏酒却并非以屠苏为原料。

    屠苏本为植物，但它不可食用，历代《本草》中也没有屠苏入药的记载。这种植物往往出现在与建筑相关的描写之中，如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诗中的“绣桷画屠苏”，指的便是在屋椽之上绘制屠苏草的图案。屠苏究竟是何种植物已不可考，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提出，屠苏是一种“大叶似蒿”的阔叶草，在有的地方唤作头苏，但这只是音近原则下的推测，毕竟，现存的屠苏酒方中并没有头苏这味药材。

    屠苏酒原是由多味中药浸制而成的调配药酒。今存最早的屠苏酒方，出自南朝刘宋陈延之《小品方》（《肘后备急方》卷八所引），名为“正朝屠苏酒法”。方中使用到的药材包括：“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祓楔（即菝葜）二分。”将这七味药材细切，盛贮在绢囊之中，于除夕中午垂入井下，在井泥之中悬置一晚，元旦一早取出浸入酒中，便制成了屠苏酒。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宋代《伤寒总病论》、明代《本草纲目》等医药方书中都载有屠苏酒方，药材种类与制作方法基本保持稳定，只是药物用量偶有调整，有时会再加上一味药材防风。

    翻检《本草纲目》，会发现用于制作屠苏酒的七味药材，都有着散寒、辟瘟的功效。主料大黄能够通泄“壅滞水气，温瘴热疟”，是张仲景治疗伤寒的常用药；川椒则是祛除“六腑寒冷，伤寒温疟”的极阳之药，也是汉代最为流行的元日辟疫酒——“椒酒”的主要原料。大黄与川椒一阴一阳，本已有推陈致新之效，再配以“除寒热，止呕逆”的白术、“解表发汗”的桂心、“补血气，除寒热风痹”的桔梗、治风痹的乌头、“治时疾瘟瘴”的菝葜，在疏风散寒、养气温中方面应当有着明显的效用。

    屠苏这个名词更为常见的义项是指建筑物。屠苏是一种平顶草屋，东汉服虔《通俗文》称：“屋平曰屠苏。”《宋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住屠苏曾被雷击倒，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一位禅师居住于寺内屠苏中，可见屠苏是汉魏隋唐时期的常见建筑，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可居住。比如王安石《元日》诗中为人熟知的那句“春风送暖入屠苏”，亦被许多论者认为，是在描写茅屋中的春节景象。

    深山藏神仙，草庐寄神医。草屋这个意象为屠苏酒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背景，于是民间便流传起一种说法，认为屠苏酒是由寄居草屋的医者发明。唐代韩鄂的《岁华纪丽》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四时纂要》又进一步为这个草庵安上了一个具体的归属者：“屠苏，孙思邈所居庵名。”

    不过，如前所述，屠苏酒法在刘宋时期已有明确记载，不可能直到唐代才被孙思邈发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也写道，元日早晨的拜贺仪式要“进屠苏酒”，这说明至少在南朝时期，屠苏酒已从一众药酒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固定的节令酒品。

    对于屠苏这个酒名，古人除了从名词角度加以猜测以外，还有一种基于字义的联想。屠与苏是一对反义词，“屠”意为杀戮，而“苏”字又写作“甦”，有“死而复生”之意。南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引《孙真人屠苏饮论》云：“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省人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称：“此药屠割鬼爽，故名。”古人认为疫病由疫鬼传播，“屠鬼”当是由驱疫产生的联想。

    屠苏酒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预防伤寒瘟疫。《小品方》称屠苏酒能够“令人不病温疫”，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亦称屠苏酒能够“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伤寒曾是汉末魏晋时期最致命的疾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自己的族人“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防治瘟疫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冬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论述过，四时之气皆可致病，尤以冬季“最成杀厉之气”，是全年疾病的根源。如果在冬季触冒寒气，又没有及时调养，立刻发病的就是伤寒，潜藏到春夏还可能变为温病与暑病。

    元日是腊月与正月之交，作为冬季之中阴阳转换的节点，便是最为重要的辟疫时段之一。屠苏酒的药囊要在十二月晦日调配，于新年的早晨制酒饮用，这个特殊的制作时间，蕴含着去故纳新、调和阴阳、更新魂魄的意义。《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元旦饮食皆与辟疫有关：“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比如，椒柏酒、桃汤都是汉代便已流行的辟疫饮品，敷于散、却鬼丸是用于驱邪除祟的药品，用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制成的五辛盘能够“辟厉气”，吞服则能“辟瘟气”，防止“恶气中人”。屠苏酒置于这一饮食序列中，显然也有着同样的辟疫功能。

    （《光明日报》1.17 邢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