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昆明印象

    老舍与云南的渊源

    在1941年之前，老舍从未踏足云南。虽然已在重庆工作生活了近3年，但对于同为抗战大后方的昆明，老舍却仍没什么概念，正如他本人在西南联大讲演时所坦言：“我没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个大城，昆明大概是一个荒凉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这样好……”

    尽管老舍之前从未和云南发生过交集，但如果我们回溯老舍的成长经历，并结合其相关作品，不难发现老舍，或者说老舍的家族，与云南有着一些渊源：“据说，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并给夫人装烟倒茶。在我们家里，对曾祖母的这些任务都不大提起，而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老舍《正红旗下》）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老舍《宗月大师》）

    对现代文学稍有了解的读者们想必知道，老舍的家境比较贫寒，他身为旗兵的父亲，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战死，一岁丧父的老舍，在日后能够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并出国留学，乃至后来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这与上文中“刘大叔”，即民国著名的“宗月大师”刘寿绵的资助和帮扶密切相关。因此老舍曾感叹：“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

    而上文中提及的那位“满族大员”，正是刘寿绵的祖父，老舍的曾祖母舒马氏曾作为仆人，陪同刘家赴滇走马上任。家境贫困的老舍早年获得刘家帮助，不论是因为“刘家人居然一直没忘了这份情”，还是因为“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的宗月大师的善心；至少可以说，老舍的曾祖母为后人购置下的这座房子，是灌注着老人家当年远赴“偏远山国”辛劳血汗的。

    那么当老舍即将踏上这座曾祖母涉足过的红土高原时，脑海中又是否会回想起这些“云南”情结呢？

    赴昆明的缘由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临时大学“落户”昆明，于1938年4月正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就此开启了这座战时著名高等学府短暂而又辉煌的8年岁月。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作为西南联大常委及总务长，时常由昆明赴重庆办理校务。

    1941年6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陪同梅贻琦、郑天挺等人赴渝处理校务。作为老舍的小学同学与多年老友，罗常培牵头，联大一行人拜访了此时正在“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上焦头烂额、惨淡经营的老舍，并发出了邀请。从1941年6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的老舍致孙伏园的一封信来看，“前者西南联大梅、郑、罗三公来渝公干，力约赴昆明休息一月，就便作暑期讲演”，同月16日的《新华日报》也刊发消息《老舍将赴昆讲学》，称老舍将于20日同梅氏同返昆明。

    经罗常培的介绍，梅贻琦和老舍也交上了朋友，并十分欢迎老舍来昆明“放松”一下。据罗常培《老舍在云南》记载：“我们很佩服他（老舍）独立不倚的人格，很同情他苦心撑持‘文协’的精神。不过，在暑热郁蒸的陪都气候底下，恐怕他太闷得慌，很想约他到昆明来透透风，换换气，哪怕是一两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这难过的夏天躲过去了吗？我们三人里，梅先生对于这个新交的朋友同情心更丰富，他并且说：‘我们约舒先生走一趟，不单对他好，对文艺界也好！’”不难看出，罗、梅等人邀请老舍赴昆明的原因，应该还是私人情感大于公务需求，让老舍“透风、换气”为主，而作“暑期讲演”等事为辅。

    此时重庆的城市环境也不甚理想，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尤其猖狂，就在梅、罗到访之际，重庆刚刚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六五”大隧道惨案，1941年8月10日至13日，重庆更是处于“九十六小时警报不停”的状态，有时人们不得不连续好几天躲在防空洞内十几个小时。

    自身的健康状况不佳，重庆也始终在轰炸阴云的笼罩之下，文协工作方面又压力重重……于情于理，这次昆明之行都当却之不恭，但老舍又“害羞”了，不知是出于放心不下文协事务还是其他考量，8月，老舍致信梅、罗，意欲取消昆明之行，声言“暑期已过，（讲演）应该终止，请人讲演的事，在西南联大还是创举，自惭浅学不敢作开例的人……”云云。

    然而面对老舍的“变卦”，梅、罗等人并未放弃，据《梅贻琦日记》和罗常培的《老舍在云南》记载，8月21日“饭时与谈，再约其（老舍）与罗同来昆明”，“我们几个人联名给他去了一封信，又由顾一樵先生亲自送到陈家桥……”终于，在联大朋友们的“硬拉”之下，老舍于8月26日，与罗常培一同飞抵昆明，得以首度踏上云南的土地。

    “城”的陶冶

    根据老舍的说法，“昆明的天气好”和“有许多老友”是最值得称道的，也是他昆明一行印象最深刻的两点。

    一是“昆明的天气好”。地处亚热带低纬度高原的昆明，气候温和，晴雨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花枝不断、绿树长青……据说明朝状元杨慎在被贬云南的时候，写下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昆明也因此而得名“春城”，并广为流传。

    除却本身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昆明的天气之所以让老舍如此倾心，可能跟昆明和北平在城市氛围、环境上的某些相似性有关。冰心就回忆道：“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地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故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哄哄的人来人往。”

    就连西南联大准备从长沙迁至昆明时，也曾有学生在壁报上写出“须知大观楼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颐和园”的文字，其本意虽是警示大家不要在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留恋四季如春的后方昆明，但也侧面反映出时人把昆明与北平相比较，并默认二者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

    在老舍回忆此次云南之行的《滇行短记》中，便有多处对昆明与北平的比较——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

    花木则远胜北平。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

    至于山水，北平也得有愧色，这里，四面是山，滇池五百里——北平的昆明湖才多么一点点呀！

    作为土生土长北平人的老舍，在远离家乡多年后，能够以一种“度假”式的放松心态来到带有故乡“影子”的昆明，想必是心情愉悦的吧。

    （《光明日报》11.1 迟锦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