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原先家里有一部座机,我打过去时,通常是靠床边看电视的父亲接的,母亲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老实讲,我能跟我父亲说什么呢?你吃饭了吧?你那里下雨了吧?工资发了吗?单单这几句话可以重复好几次,余下的时间,我们双方都尴尬,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然后,我会小心翼翼地问一句:“我妈在不在?”电话那头的父亲也松了一口气,让母亲接电话。母亲的声音一旦在那头响起,我心中那份亲切感油然而生,也不用刻意找话题,自然而然话就多了起来。
有了我两个侄子后,为了接送方便,给父亲配了一部老人机。单为教会父亲如何拨打和接听电话,我就费了不少工夫。母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好复杂,搞不懂。”便忙着去做饭了。家里有一部能联系的手机就可以了,座机坏了后,每回都是打父亲的手机,父亲有时候打牌,有时候打瞌睡,打给他,时常没人接听。哪怕接听了,还是翻来覆去的那几句问候。不过父亲有了手机后,时常会给我打电话,尴尬地说几句后,会把手机递给母亲。“你妈想你了,你跟她说。”我会听到那边母亲的反驳声:“明明你想说话,赖我!”父亲说:“你接噻!你接噻!”母亲接电话后,我们又会说十来分钟。
后来,两个侄子在城里读书,哥哥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父亲负责接送侄子们上下学,母亲负责做饭洗衣服等日常杂事。父亲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送侄子们去学校后,慢慢溜达到公园去打牌玩耍;而母亲始终舍不得乡下几亩地,把城里的事情做完,便会骑着电动三轮车往家里赶。我时常鼓励母亲尝试一下城里的生活,可以去跳跳广场舞,结交一些朋友,但母亲笑道:“哎哟,我哪里搞得来!”她始终还是习惯乡下的生活:田地,庄稼,日升日落,风吹雨打,六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生命节奏带给她的安定感。
父母两个人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哥哥为母亲也配了手机。有一天早上,母亲给我打了个电话,很不好意思的口吻:“别人教我按电话号,我看打给你是不是通的?”母亲不会用手机,这我知道。没什么事,我说我继续睡,她说好。几天后的下午六点多,我正在跟朋友聚餐,母亲又一次打来电话问:“你晓得你哥的电话啵?屋里没得电咯。原来一直是你嫂子交电费,我又搞不清楚的……”听了半天,我才弄明白她从城里回到家,发现家里没有电了。
打电话在我们看来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母亲这边却很不容易。我能想象得到,天已经黑了,而她坐在黑乎乎的家里,一时不知所措。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太过迅速太过复杂,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只能给我打电话。
有些事情不能深想。比如,我不能细想母亲一个人坐在黑暗房间中的场景。她也搞不懂我。我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个谜。我做了些什么,她不懂。我在想什么,她也不懂。她对我没有任何额外的期待,只希望我好好生活就够了。过完年快走时,母亲说:“你回北京后,被子要记得晒起来。”我说没有地方可以晒被子,我租的房子不靠窗,没有阳台,晒到外面容易被人家偷走。母亲吃惊地问:“那你的被子从来没有晒过?”我说是的。母亲那一霎露出极为难过的神情,她低着头,手中叠着衣服,问:“那么样睡的呢?你一个人在外面,叫我么样放得下心?”
我懂母亲的难过,我也为自己难过。这些年来,我也不希望是孤单的,可兜兜转转,我还是孤单的。这些我没有跟母亲说过,但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她看我的眼神,都是疼惜的。我不敢想这个,越想越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什么呢?没有人比母亲更在乎我,我快乐她才快乐。可是我的快乐,她不懂。我的不快乐,她也无能为力。原来她会逼我结婚,逼我赶紧有个家庭。现在她不逼了,她把她的担心收在心里,因为怕给我压力。
有一回看母亲闷闷不乐,我问她,她说:“你现在衣裳都买不起了?”说着,她拿起我的秋裤给我看,那秋裤多处都破了,我说:“不是买不起,是这条穿得最舒服,反正别人也看不见。”我母亲不信,就认定我太省钱,难过了很久,我给她钱,她板着脸说:“你不花钱,我不能花你的钱。”而我在北京的家里收拾衣柜时,在最角落里发现一个袋子,打开一看是新床罩,想起这是母亲在我离开家之前给我买的,我竟然都忘了。
我与母亲就这样相互牵绊着,直到终有一天一个人起身离去。挂了母亲第一次打的电话后,一直没睡着,心里盘绕一个念头:如果以后母亲不在了,当我想起这个早晨她打来的电话,会不会难过?我感觉我对她的所有记忆都会让我难过。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暂别》 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