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亚欧大陆东西方文明的起源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三大原生文明，就是亚欧大陆的早期中华文明、早期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亚欧大陆后来发展起来的其他文明，或多或少都以此作为基础，或者受其影响。

    三大原生文明都有伟大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有相似的起源、形成过程和发展节奏，当然，在文明化进程中也呈现诸多不同。

    三大原生文明的体量和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早期中华文明主体在空间上涵盖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范围远大于古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区，地貌单元更加复杂多样。但即便如此，在距今8000多年到距今6000年文明起源的两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诸多考古学文化系统交融形成有中心圈层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范围广大的“一体”格局。古埃及文明起源阶段虽是多神“多元”的宇宙观，但由于地理上相对独立、文化上颇为单纯，形成有中心的“一体”文化格局也在情理之中。早期西亚文明是复合概念，是以早期西亚文化圈为基础的，空间范围虽然不大，但还分为苏美尔文明、埃兰文明等，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和人群构成比较复杂，有着多神“多元”的宇宙观，因此并未形成有中心的“一体”格局。

    距今5100年前后的文明形成阶段，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多个拥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神权、王权并存却以王权为中心，至距今4100年后夏朝建立才整合为“天下王权”，初步形成政治“大一统”的早期国家，并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但夏商周的“大一统”是内紧外松的圈层结构统治方式，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到秦汉时期才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尼罗河流域在距今5100年文明形成之初，就诞生了拥有王权的中央集权国家，古埃及国王具有集神权、王权于一身的强大权力。两河流域的王权似乎和中国一样存在逐渐扩大加强的过程，但城邦王权始终是两河流域国家社会的基础，阿卡德王国之后虽出现超越城邦的统治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王权，但政治力量仍然被认为与一座主要城市相关，和中国地域性王权（只是地域范围大小不同）的情况有别。此外，两河流域首领虽也兼有神权、王权，但二者相对分离，王权的中心地位不如中国显著。 

    总之，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早期中华文明具有“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的文化格局，其“一元”宇宙观和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上的趋于“一体”和政治上的趋于“一统”，文化上的“多支”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早期中华文明因此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古埃及文明基本是“一支一体”的格局，虽崇拜多神但一定时期总有一个主神，加上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很容易形成文化上的“一体”和政治上的“一统”，可称为“古埃及文明”模式。但这种“一体”或“一统”程度较高的文明模式，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和社会子模式的多样性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早期西亚文化圈或早期西亚文明基本是“多支多体”格局，多神“多元”的宇宙观、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使其文化上难以趋于“一体”、政治上难以形成较稳定的“一统”，王权多数时候是城邦王权，可称为“城邦文明”模式。

    （《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 韩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