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三重均衡态

    ■金冲及

    清朝的存续在1860年前后曾达到最紧要关头。在北方，始自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经过双方历时数年的冲突和交涉，形势陡然严峻，大沽、京师先后失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火烧圆明园。在南方，一直驻守在天京外围的江南大营被攻破，清朝失守了财政上对其最重要的长江下游。此时的清政权可谓危在旦夕。然而，令人讶异的是，清朝在1860年以后悄然步入所谓“同光中兴”的佳境。经过30年“自强”运动，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内忧外患似已日渐远去。

    “同光中兴”之所以成为可能，关键在于晚清权力结构在此期间发生实质性变化，形成“区域化集中主义”的新格局。而1860年清廷为挽救危局，协调各方共同对付太平军，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两江总督，授以督办江南军务的大权，则是这场转变的关键点；对于清廷来说，此举虽属无奈，却也构成此后三十多年晚清政权摆脱危机、走向“中兴”之契机。所谓“区域化集中主义”，指的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大调整。大前提是中央仍保持对地方督抚任免、重大军政举措以及地方财政收支正式管道的有效调控。

    晚清国家的财政构造，到19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新的均衡态：在政府开支大幅上升的同时，国库收入同步增长，再次达到收支平衡，且收入略大于支出，盈余逐年上升。同光年间的“中兴”事业，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除区域化集中主义架构的支撑外，财政均衡态的重新形成构成另一关键性的推助力。

    新的财政均衡态之所以得以形成，首先是由于19世纪后半期的国库收入构成发生根本变化：由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二百多年间一直以缺乏弹性的农业税为主，逐渐转变为一种充满扩张潜能的全新形态，即以各项商业税种为主，并辅以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融资手段。以厘金为例，仅就正式上报朝廷的数据而论，到1887年已达近1675万两白银，相当于田赋收入的一半多。另一项急剧增加的税源是海关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张，从19世纪40年代的四百多万两剧增至1887年的1932万两。这两项税种相加，远远超过过去作为国库收入主渠道的田赋。

    在政治认同层面，同光年间同样再度出现一种均衡态。如前所述，清朝前期依靠硬软两手，总体上成功地处理了满汉关系问题。但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将满汉对立再次推至台前。事实上，太平军本可以“排满”为旗号，争取更多汉人的支持。但不同寻常的是，太平军自己所尊奉的，并非被汉人士子视为天经地义的本土儒家说教，而是在许多方面与儒家纲常伦理截然对立且经太平天国领袖改造过的基督教教义。这反而为依然效忠清廷的汉人精英提供了把柄。正是在共同捍卫儒家政治秩序的基础上，满汉精英联手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得以幸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越来越多的汉人精英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封疆大吏。一度被太平军撕裂的满汉关系因此得以弥合，并在此后几十年里，朝着满汉平等、融合的方向，甚至比过去走得更远。

    政治层面均衡态再现的另一个表征，是清朝政权的制度架构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重新得到确认和延续。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剧烈冲击，到19世纪60年代，朝廷上下的有识之士形成一种新的认知，即清朝要图存、自保，须改弦更张。但无论是像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些为倡办“洋务”奔走最有力的封疆大吏，还是张之洞和刘坤一这样的后起之秀，均认为中国所欠缺而亟须补上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和军事技术而已。他们对清朝政权体制和各项典章制度及其背后的儒家说教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均深信不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构成“同光中兴”的主导理念。

    （《历史的深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