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静下来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后，曾师从历史学家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他是国际知名的清史专家，代表作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等。他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今年夏末，90岁高龄的冯尔康教授回到南开大学校园。和他漫步在校园曲径，听他回顾南开历史，讲述平生治学心得，偶尔一缕夕阳落在他斑白的鬓发，让人愈觉其智者的沉着和安详。

    念兹在兹，冯尔康一直在老师的关注下成长，遇到问题就向恩师郑天挺请教。郑天挺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因为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所以他为了工作，很多时候居住在书局。冯尔康为写作《雍正传》常到北京查找资料，顺道拜访老师并请教问题。他记得一次聊天时谈起，在河南调研时听当地一位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一个在监狱服刑的犯人报告有一枚曹雪芹印章，冯尔康当时就觉得可疑，判断犯人有为立功获减刑而做假的可能。后来向老师请教这件事的可能性，郑先生遂举例，“解放前曾有一位文物商人带着一方雍正‘为君难’的印章找到他，想卖给他。他请商人把印章留下，过两天再来取。等人走后，老师拿出煤油灯，用煤油洗掉印章上的印泥。老师见多识广，从刀工一眼就看出是新刻的。”冯尔康说，“老师举这个例子是告诉我，对文物千万不要轻信，也包括不要轻信其他史料，一定要认真鉴定真伪，用郑老先生的话说叫‘史料批判’。”

    回溯写作《雍正传》动机，冯尔康说：“本科阶段，郑先生给我们上明清史课时，就曾提到雍正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值得注意。后来我做清史研究时，觉得雍正的政治改革措施非常有意义，比如摊丁入亩等政策都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雍正帝的形象在学术界和民间逐渐正面化。此前，由于皇位继承问题的争议，雍正帝常被描绘为篡位者、暴君等负面形象。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雍正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尔康决定撰写一部全面、系统地评述雍正帝生平政绩的传记。他认为，做历史的人应该把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人实事求是地写出来。

    冯尔康在为雍正立传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将雍正的个性写出来，“因为我开始写《雍正传》时，历史写作还是很公式化的，给一个人定义阶级性，那雍正当然是地主阶级最大的头子，我坚持的是按实际情况来分析历史人物。”冯尔康尤其侧重剖析雍正的人品，试图将其性格的复杂性揭示出来。

    冯尔康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写雍正，不是研究雍正个人，而是研究那个时代。他将清朝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一样。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清前期为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达到国家一统。冯尔康说这一观点没有抓住时代特点。他认为清前期的问题不在于三藩和台湾，而在于北部边疆，“解决了北部边疆问题，清朝才得以真正稳定。”冯尔康说：“我们从康熙三次亲征蒙古噶尔丹可以看出他对满蒙关系的重视程度，因为这是清朝能否立足中国的关键所在。”乾隆中期平定新疆北部，设立伊犁将军，最终巩固北方、西北、西南边疆，这一段是清朝前期，这是冯尔康在《雍正传》中提出的观点，他也自信清朝历史的分期应当以此分析为准。

    1981年底，《雍正传》完稿，至今畅销40年。学界也认为，《雍正传》的出版不仅推动了雍正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界对清代历史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冯尔康教授为人谦逊、治学严谨，他始终关心着年轻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如今的经济条件较之过去强得多，就做学问来讲，有这个条件，更可以走向世界，开阔眼界，吸收中外的文化来取长补短。但由于我们处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也需要静下来，尤其是做学问，必须要静。静下来，才能踏踏实实地做出有价值的传世之作，而不是应急之作，才能对社会和人类有益，这是我们的目标。”他语调恳切地说。

    （《北京青年报》11.28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