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院子

    ■马岩松

    我出生时的医院位于西安门大街1号，算是老北京的中心。那会儿我奶奶家和父母家都在胡同里，一个东城，一个西城。父母住的是单位宿舍，是个大杂院，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跟着住在王府井四合院里的奶奶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奶奶家院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这棵树给了我时间的概念，它随着季节、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春夏时节鸟儿在树上啾啾叫，雨后树上有很多蜗牛；秋天整棵树变成金黄色；冬天银杏落地，捡起来放在屋里蜂窝煤炉子上，烤成白果干，非常好吃。

    小时候，每次跟奶奶吵完架，我就会离家出走。出走的路线一般是从王府井大街先跑到长安街，随便上一辆公共汽车，顺着长安街往西坐几站，到西单下车，再走回我爸妈家。当时长安街只有这么一条公交线路，所以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条线，线的两个端点是藏在隐秘的胡同里、被叫作“家”的小空间。因为坐在车上，我对距离没有概念，体会不到城市的具体尺度，两点之间的空间对我来说非常抽象。直到一次特别的、从父母家的出走，我才强烈感受到这座城市真实的尺度。

    老北京的院落和胡同，把城市分成了很多区域。每一个院子实际上是一个内向型的空间，住在里面的小孩在心理上与院落是绑定的状态。平常我和邻居小朋友一般就在院子里玩耍，不甘被困在院子里的时候，也常会爬上屋顶、大树，想从那上面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好像那样能体验到逃脱限制、跨越边界的刺激。

    老北京有句俗语，“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是专门形容我们这种淘气的孩子的。尽管如此，屋顶也不是像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拍的画面，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肆无忌惮地一直跨越，屋顶上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跨出区域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冒险。

    那时候我年龄不大，但已经被爸妈单位宿舍院里的孩子们看作见过世面的人，自己也觉得我是能把他们带出这个院子的不二人选。有一天，我带着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北京流行的那种传统小竹车推着他，穿过我们家胡同，七拐八拐，最后绕到长安街上。

    这条线路我非常熟悉，是平时傍晚父母带着我遛弯儿走的路。我们会先走到北京电报大楼跟前的小广场，紧挨着长安街。这里空间开阔，除此之外还有一样很特殊的东西，就是钟声。每到整点，电报大楼楼顶的大钟会播放一段非常有标志性的乐曲。我发现在很多传统城市，通过钟声、乐曲，或者巨大钟表运行的声音，都能给人一种超脱建筑形象与空间、超越具体物质的精神体验，而这种感官记忆往往历久弥新。

    到达长安街后，我推着他由西往东，与之前从我奶奶家出走时坐的公交车路线逆向而行，一直走过了中南海南门，继续往天安门方向前进。这次行走，远超出了我和爸妈遛弯儿的区域。虽然路线很简单，但所体验到的空间感，与我之前坐在公共汽车上的视觉感觉完全不同。原来长安街那么宽，好像黄河、长江一样，感觉永远也跨越不过。

    对比胡同的小尺度，尤其是与渺小的人的身躯相比，这巨大的空间给我带来强大的震撼，以至于我局促地只敢沿着中南海墙边走。路上很多成年人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俩，于是，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就掉头回去了。

    回到我家院子的时候，估计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一堆大人站在胡同口，院子周边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寻找着两个消失的孩子。我的印象是，突然一批大人冲过来，分别把我和那个孩子抱起来，然后迅速又分开了。回到家，我心里窃窃发笑，觉得这些大人未免太小看我们了。我猜我的小伙伴肯定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他应该会感到很满足、很威风吧。因为这一次经历，这个城市不论是我熟悉的居住环境，还是不熟悉的新街道，以及长安街那种超尺度的地方，都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特别想再去探索。

    我后来对连接东西城的这条线路变得异常敏感，还有那条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分割东西两个行政区、位于鼓楼前的地安门外大街。站在这条马路上，你可以一只脚踏在东城，另一只脚踩在西城。成为建筑师后，我才明白长安街的那种巨大尺度，其实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含义。

    （《二十城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