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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南郊区，有一个名叫“新镇”的地方。中国核工业的“摇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坐落于此。这是个富有历史感的地方——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曾在这里创建功勋；这里派生或援建了十余个核科研和生产单位，被誉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1956年，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召集下，作为新中国培养出的核物理专业首届毕业生，王乃彦加入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先后参与我国多项核武器试验中近区物理测试的任务，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国家用最好的条件培养了我们，不能辜负国家”
1952年，王乃彦考入北大物理系。因成绩出色，成功选入物理研究室（后改称技术物理系）。“其实那时我对无线电电子学很感兴趣，还买了很多专业书，本来打算一辈子都研究这个。”但王乃彦转念一想，原子能是新兴技术，国家更加需要这方面人才，“个人兴趣还是要服从国家需要。”
走上工作岗位后，王乃彦就被直接领导钱三强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参与建立我国第一台实验重水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开展中子能谱学研究。简单来说，即通过测量中子的飞行时间来研究中子的截面、能谱等，并借此进一步获取有关中子和物质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
“这是当时非常前沿的研究，即使在欧美国家，也才刚刚发表文章。”王乃彦此前并没有深入学习过有关内容，他和团队伙伴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边干边学，国家用最好的条件培养了我们，不能辜负国家。”凭着一股啃硬骨头的劲头，王乃彦等人圆满完成中子飞行时间谱仪研制，其获取的研究数据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钱三强决定，推荐他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身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王乃彦和其他中国科学家收到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大家都说，我们晚上包饺子！”时隔60余年，王乃彦仍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
不久，使馆打来电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送到了。王乃彦负责取回纪录片，邀请部分关系要好的苏联专家一起观摩。他特别留意了苏联专家的神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能感觉到，他们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此时，王乃彦只有一个信念：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能去西北比去苏联还高兴”
1965年，在杜布纳工作的所有中国科学家撤回国内。时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朱光亚将王乃彦的名字圈了出来，让其前往青海工作。终于等来施展拳脚、报效祖国的机会，王乃彦高兴得不得了，“能去西北比去苏联还高兴”。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研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金银滩，王乃彦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即通过各类仪器设备，近距离收集核试验时的多项物理数据，准确分析掌握核武器的性能、作用过程等。
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在罗布泊举行。这是突破氢弹技术最重要的一次试验。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声过后，一朵不同于原子弹的蘑菇云翻滚着升起。初步数据显示，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但为什么成功？爆炸当量为什么比原来估计得大？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立足王乃彦团队取回的数据。
跟随着防化兵和工兵，王乃彦和组员坐着吉普车向距离爆心500米的工号冲去。门前，含有放射性的尘埃漫天飞扬，厚重的铁门被炸得变了形。来不及多想，王乃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工号，在一片漆黑中，熟练地将底片装进铅罐，然后原路返回。冲洗取回的底片，测试组分析获得大量宝贵数据，验证了氢弹的工作原理，这为我国后来成功爆炸全当量氢弹奠定了重要基础。
“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这些青少年”
早在从事核武器研发之初，王乃彦便频繁与钱三强、王淦昌、于敏等科学家打交道，将他们称作“中国式”科学家。
记者问：“您是‘中国式’科学家吗？”
他连连摆手，笑着说：“我可不敢当，老前辈才配得上。‘中国式’科学家，第一点就是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我们出生在中国，应该热爱中国，祖国都不爱，还爱什么？第二点是要精于业务，爱国不是口头说说就行的。”
王乃彦一直以“中国式”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自己。核武器研制工作结束后，他先后从事高功率脉冲、惯性约束聚变、强激光等领域研究，并作出突出贡献。到了应该退休的年纪，王乃彦反而更加忙碌，他想抓紧时间为国家科技发展多做些事，尤其注重青少年科学素质的培养和科普工作。
只要身体允许，王乃彦每年都要抽出许多时间专心从事由科协组织的青少年科创比赛的评选工作，“我做评委有一个标准，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这些青少年。要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允许和包容他们失败。”
“魅力之光全国中学生核电科普知识竞赛暨夏令营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在大大小小的科普活动、科创竞赛上，都能看到王乃彦的身影，许多青少年都认识这个笑容和蔼的白发爷爷。
“青少年工作太重要了，关键是要呵护他们的好奇心、创造力，给孩子们充足的成长空间，培养他们的兴趣。”说话间，王乃彦又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
（《科技日报》11.18 陈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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