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徽班进京”

    陕西巷是北京大栅栏西南延长线上的一条小胡同，总长不过400米，南北向。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与大运河并不搭界，就离最近的运河水系三里河，也有数里之遥，若把两者相提并论，全因为一段有着因果缘由的梨园往事。

    其实，这里的陕西巷只是本文所涉及区域的代指，实际范围还包括胭脂胡同、韩家胡同、百顺胡同、铁树斜街、石头胡同等，彼此相隔很近，四处连通，坊间曾有“陕西百顺石头城，二条营外路纵横”的说法。它虽属前门外的“花街柳巷”之地，却因为曾经另有乾坤而被赋予了不尽相同的含义和色彩。行走在今天的陕西巷一带，依旧可以看到两边间隔错落的二层小楼，即是当年戏园、茶社或青楼的旧址。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的一天，繁忙的张家湾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为首就是当时的江南名伶高朗亭，他率领三庆徽班从大运河南段重镇扬州出发，浩浩荡荡沿河北上，专为乾隆帝80大寿而来，当他们肩挑手提登上张家湾码头的那一刻，便拉开了一出大戏——“徽班进京”的序幕。

    三庆班迢迢的北上之路并非一意孤行，而是边走边演，在沿途几个重要节点上交集了其他戏种，如济宁的柳琴戏，临清的汉剧，德州的梆子腔等，不断兼收并蓄，借鉴融合，待到北京时，已合同道之力，有了平添羽翼的新姿。

    之后，启秀、四喜、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也相继入京，与三庆班一起反客为主，占据了京城戏曲舞台的大半壁江山。在后来的演出过程中，经过数次整合兼并，最终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而陕西巷一带，即是他们在北京最初的落脚之地——三庆班住到了韩家潭（今韩家胡同），四喜班住到了陕西巷，和春班住到了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春台班住到了百顺胡同。四大徽班的入驻，宛若初日破苍烟，冲淡了这里清吟小班弥散的脂粉香霭，原本的风月之地开始飘出缕缕清新的风雅气息，这气息穿过大栅栏，渐渐在北京漫延开来。据记载，当年仅在陕西巷住过的戏曲名家就有张紫仙、孔元福、白云生、李砚农、陈芷香、侯永奎等十余位。

    徽班在京城粉墨登场后，以精湛的演技和亲民的剧目，很快赢得了观众的认可，特别是高朗亭，虽然年事已高体态发福，但仍靠着高超的技巧，将旦角人物演绎得惟妙惟肖，“一颦一笑，一起一座，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令戏迷折服。自此，北京的戏曲艺坛日渐兴旺，戏班也日渐其多，仅前门外就有13家，昆声弹唱不绝于耳，以致出现了花雅之争的局面。徽班也在原来演出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京、秦二腔特点丰满自己，同时打造各班底演员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四大徽班各擅胜场”的格局：即三庆班的轴子（大戏），四喜班的曲子（昆曲），和春班的把子（武戏），春台班的孩子（童伶）。而所谓花雅之争，则是指民间花部（乱弹）与宫廷雅部（昆曲）间的竞奏关系，颇似当年扬州的堂戏和台戏，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吸取的一面，菁芜并陈。

    大河汤汤，同光阴一道培育着两岸各地的一方水土，既关乎社稷的桑梓民生，又关乎黎民的心性灵魂。自古“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早在徽班进京之前，北京本土的许多戏曲都是由外地输入的，曾主宰北京舞台的“东柳西梆”就是通过运河漂移而来。而北京的北杂剧，也是先经历了依运河向南流布，在吸收、融合了昆山腔、弋阳腔等南方戏曲元素后，又沿运河北上结果，可谓云摇雨散同在一个摇篮。可以说，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戏曲的切磋与交流、演化和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穿越南北戏曲艺术生命的一条绚丽纽带。

    都说北京城是大水漂来的，这是对北京与运河相互依附的诗性表达，对于京剧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四大徽班涌聚京城，先唱红了宫廷，再唱红民间，最终契合了北京人的审美理想，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家园。陕西巷虽不比邻运河，但两者之间却并不疏离，它就像运河之水外溢出来的一泓清潭，荡漾着皮黄板眼、鼓瑟笙箫的层层涟漪，滋养浸润了北京戏曲的肥沃土壤，京剧就在这片沃土中孕育、诞生、成长，终沉淀为大运河丰盈内涵中最为美丽的精神遗产。

    （《北京晚报》11.12 奚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