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和她的《青春之歌》

    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杨沫小说的意义在于她延续着“五四”以来的青春叙事，并且在新时期依旧试图“接榫”这个传统，努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她写出了一代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为代表的小说人物，从一个普通人到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经历过多少次的决裂与抉择，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谱就抛头颅、洒热血的生命礼赞。

    同时，这还是一代人写就的“青春之歌”，既是具有总体意义的中国青年的生动写照，又意味着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呐喊。杨沫说过：“我常感到，一个革命作家的书不应是用笔写成的，而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一代人写成的。”

    在“青春三部曲”即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之中，还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之中，杨沫善于将现代女性置于革命历史的洪流之中，展露她们生命里最重要的嬗变时刻。这是大历史的重要显影，也是细微幽深的主体衍变。在这里，女性承担了一种“思想者”的角色，精神的风暴时常席卷她们的内心——在经历情感结构的艰难转型中，不断地向一种信念感以至崇高感跃进。在这过程中，杨沫展现出的真诚、纯粹的写作姿态历来被人称道。正如王蒙在《我看杨沫》中所说：“文如其人。杨沫是一个极真诚，极本色，而又爱憎分明的人。……她从不躺在作家的宝座上颐指气使，寻衅滋事，她更不会以利欲熏心的污秽玷污文学的圣洁。她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创作，还是创作。”

    纸上的倾心交谈

    《青春之歌》不仅是对一代人青春的追忆和缅怀，更是在新的历史逻辑中重新寻求生命价值的尝试。小说的最后，林道静追随江华奔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杨沫后来追忆说：“那时我还年轻，目睹了国亡无日的惨景，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冷酷；更深切地体会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没有出路的痛苦。”感时忧国的情怀始终浸润着杨沫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真切而深沉的女性意识，从精神世界的犹疑不定转向勇往直前的坚定，由此感知历史的动荡，洞察人心的变迁，更觉悟出生命的高贵和使命的高尚，“青春应当是鲜红的，永远地鲜红——生命只属于这样的人。苍白的、黯淡的生命，只是宇宙间一闪而逝的轻尘。时间会嘲笑那些尘埃似的生命——没有青春的生命”。

    杨沫的作品一以贯之地关注个体的生存困境与当时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她说：“那个时期多少青年都在忧心如焚地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还有不受侵略、独立富强的日子吗？’‘人——青年人，应当怎样度过他的一生呢？’”她的创作，不是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而是以文学的方式直面这些问题，亮出一个作家的真诚回答。如此的追寻和求索，使得她的作品紧紧扣住一代青年的心灵所向、精神所系，从而使之英华永驻。

    《青春之歌》为什么能够使人感动不已，影响深远？王蒙就认为它不是那种单纯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而是杨沫自己的，或是那一代人的一种有血有肉的走向革命和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目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文学本身。也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真实的人生”。也就是说，杨沫的作品以真诚的笔触，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呼唤，与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处于迷茫中的广大青年展开一场纸上的倾心交谈，从而让作品成为一次精准而深刻的把脉。

    心中澎湃着的人物

    在《青春之歌》中，从逃离家庭开始，林道静踏上了她的“娜拉出走”之旅，出走之后怎样？在这个过程中，“觉醒”成为一代人的关键词，指示着一种既具有总体性又富有个人化的选择路向。杨沫通过时代的动荡写出了人物思想转变和获得新生的过程，她们的心性不是僵化的而是流动的，人格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

    长篇小说《芳菲之歌》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在国仇家恨的特殊历史境况下，“一二·九”运动前后林道静到北大工作，化名“路芳”，后来被派到西安做东北军的工作，开启了她生命中的全新阶段。杨沫选了一个颇为巧妙的切口，那就是战争背景下的医院和医生。小说书写战地医院的状况和医务人员的生活，柳明和林道静两名主要女性在救死扶伤中，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在斗智斗勇的惊险中，也经历了自我的感情波折，她们身上展露出丰富的心绪、复杂的情感和敏感纤弱的心灵。“刚”与“柔”的相融，“硬”与“软”的结合，是杨沫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正如文学评论家阎纲评价说，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把一个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的救亡运动和情意绵绵的感情刚柔相济结合起来”。他进而写道：“这样一种又战斗又有爱情生活和个人灵魂世界的披露，把它组织成一个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这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文学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英华之歌》写的是1939年至1942年的历史，延续了《芳菲之歌》的抗战书写，呈现根据地紧张、危险的生活实况。杨沫从抗日队伍的生命遭际和情感状态入手，将镜头慢慢推至正面战场。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更有利于林道静、柳明等女性形象的成长。小说中，卢嘉川、江华分别是林道静曾经的恋人和后来的丈夫，但他们更是“同志”。微妙、复杂的情感使得林道静的内心“第一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那是“理智与情感的交锋”。这里强调“第一次”，确实有别于既往林道静的个人选择阶段的情状，而更多融入了革命同志之间更高层级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他们往往因为需要顾及“大家”而不得不抛却儿女情长。后来，林道静被捕后早产了一个男孩，幸得柳明的照顾艰难存活；江华誓死抗争直至最后牺牲；卢嘉川目睹林道静身负重伤，悲痛欲绝却只能再次与之分别，踏上抗日反“扫荡”新的征程。

    在“青春三部曲”中，杨沫充分展现了她的人物辩证法，以及总体意义上的人生观，以此还原生活中的个体，也重塑活生生的主体。她说：“在《英华之歌》中，我尽微薄之力，实践着我对文学的此种观点——写高尚无私的人，也写卑污的人。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情操，亦即人物的欢乐、悲伤、痛苦等等感情的激动，尽量塑造生活中的人。”杨沫的小说始终关注人、塑造人，努力呈现出人物的性格逻辑、命运轨迹和价值追求。在分析为何《青春之歌》广受欢迎时，她自认为是由于“我心中澎湃着的人物出世了，他们才使这本书活跳起来了”。让人物时时在心中“澎湃”，当这些人物在笔下“活跳”时，作品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就有了不竭的动能。

    （《光明日报》11.6 曾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