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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4年11月09日 星期六

    程应镠:一位历史学家的文学生涯

    《 文摘报 》( 2024年11月09日   05 版)

        程应镠

        程应镠先生(1916-1994)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向来以史学名世。随着岁月的磨洗,他的作家那一面影已鲜为人知。最近问世的《程应镠文学文存》,为他的这一身份留下了雪泥鸿爪。

        想得燕京读书日

        程应镠出身于江西新建号称“一门两督抚”的官宦世家。七岁入家塾习学《诗经》、“四书”与《左传》,而后进读《古文辞类纂》,自忆“一些经史子集的知识,都是从这部书得来的”。十四岁,赴南昌改受新式教育,课余沉迷俄国小说、古典诗词与《世说新语》《论衡》等古籍。高中阶段热衷“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于1935年秋考入燕京大学。时值民族危亡之际,他投身于学生运动与文坛活动,作品不时登上燕园与平津的文学报刊,最先以新诗而知名燕园。

        1936年初,程应镠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与救亡活动,后参加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在《对作家间新的运动的一种看法》里揭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以真实的事作骨干,而寄以作者自己的理想,匠心独运,成而为文,这类作品,我们似嫌太少,而我们所需要的却是这一类。”

        燕园时期是程应镠文学生涯的发轫期。他怀揣着作家梦,尝试各种文体,以故乡旧事与个人感怀为中心,以散文与小说为主打。小说《秋收》《荷姑》《吃新》《扫墓》都取材于故乡见闻,其中《玉石井的风波》传奇而凄美,初具个人特色。他感悟到文学应关心民族命运,也有类似《从北平到百灵庙》那样报道察绥抗战将士的成功之作。但燕园文学毕竟只是啼声初试,可借其诗句“尚余春梦足清谈”作为概括。

        南北此心系烽火

        1937年的卢沟桥炮声,让程应镠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这年,他颠沛流离,在武汉大学借读期间与赵荣声、刘毓衡(即陈其五)创办《活报》,将文学活动与抗战烽火自觉联系起来。12月,他北上山西,进入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任宣传员,负责编印战地油印报,同时在汉口《大公报》副刊上发表关于八路军的报道、散文与小说。1938年夏初,他前往延安,随即奉命南赴武汉,办理火线通讯社登记事宜。待命期间,他结识臧克家。

        南下流亡,山西抗敌,延安行历,闾里闻见,程应镠的文学创作刻画了国难当头时的社会众生相。他写了《流亡之一页》《陕行杂记》与敌后抗日、故乡蒙难等系列作品,以《汾水的西岸》《夜行》《黑夜的游龙》《姑射山中的风雪》等报道最具社会影响。1938年3月13日,《大公报》记者陈纪滢有《寄文艺战友——流金》,对他的战地报道大为推许:“姑射山中行军的一段很雄壮,这也是你个人历史创造的首页,我盼望从这页起,一页比一页好,不再写姑射山,汾水,风陵渡!而重写吕梁山,平型关!”

        抗战前期是程应镠文学生涯的成熟期。南北烽火,勇赴国难,所见所闻,刻骨锥心,为文学写作积储了感人的素材;燕园时期觉悟的文学创作与民族命运之关系,这时才有笔与火的实践;重返西南联大的复读岁月,让他既有反刍咀嚼这些经历与题材的余暇,也获得了文学活动的人脉与平台。这些正是他在纪实报道与小说、散文等领域写出好作品的原因,倘若用他的诗句作提炼的话,那就是“哀时俱作不平鸣”,这也契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

        血写文章论本原

        1947年2月,程应镠抵沪,执教海上高校,结识孙大雨与戴望舒,与诗人臧克家、散文家碧野也有交往。他的小说创作完全中辍,纪事或抒情的散文也急遽减少,更多改用杂文、时论等体裁,激烈抨击与辛辣讽刺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与专制统治,呼吁民主与法治,表明“和人民共在”的政治立场。

        整个四十年代,是程应镠文学生涯的延续期,其中又分河南、西南与上海三个时期。河南时期,他身处正面战场,苦闷于难有作为,小说突破了故乡题材的局限,纪实仍取自前线见闻,但都贯穿着忧心家国的主题,可用其诗句“忧国情怀总未休”来论定。西南时期与上海时期虽然跨越抗战与内战,作品却呈露出共同的主旨,即抗议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希望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斗争文字疾风雷”是对这两个时期文学生涯的自我鉴定。

        敢话平生说故吾

        鼎革以后,除偶作怀人忆旧的散文外,未见程应镠创作或刊布过纯文学作品,这与他主动转向学者的角色大有关系。然而,其现存旧体诗创作最早作年是1935年,最晚是1988年,前后逾半个世纪,大多数年份都有作品。他题赠诗友说:“老去峥嵘尚有诗”,不啻夫子自道:旧体诗词才是伴随其一生的文学体裁。

        事实上,程应镠对中国古典诗歌独具体悟,《门外谈诗》中写道,唐诗“充满了音乐的快感”,宋诗则“给我们一种图画的鲜明”,唐宋诗区别“一个是身在其中,一个是身在其外;一个令人近乎沉醉,一个令人近乎清醒”。他强调,诗的艺术,“一为言语的艺术,一为文字的艺术”,而“从《诗经》以至唐诗,是从运用言语入诗到运用文字作诗的阶段”。

        作为终生学友与诗侣,熊德基对程应镠晚期诗作,曾致函称赞,“近年诗越来越好,真是诗到晚年工”;激赏《友人问疾诗以答之》“含蕴深刻”,而“中间两联都极好极好!‘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不可能有此名句的!”

        程应镠继承了传统学者兼文人的流风余韵,以旧体诗抒发幽独的性情,书写生活的感兴,记录亲身的遭际,反映时势的变动,维系真挚的友谊,遥寄思念的亲情。他的诗词在思想内容上不仅有个人史的价值,亦有时代史的价值,“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走过时代的投影与折光。

        (《文汇报》11.4 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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