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钦
女性的发饰,作为细腻的文化符号,不仅是个人品位的展现,也是身份认同的微妙标识。
光绪年间,著名藏书家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第五卷中,记载了福州的“田婆”与“卖渔嫂”之间在发饰上的“鄙视链”:“福州所称卖渔嫂即曲蹄婆……作半爿髻以别田婆,有梳髻中簪者,田婆辄殴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晏昌贵在《中国古代地域文明纵横谈》中引述了这一历史细节并阐释道:“田婆就是福州四郊的农妇,她们戴着如碗大的耳环,头挽螺髻,分插三条簪,簪为银制,中间垂直一条螺簪,左右两条平行斜插,如剑状,俗称三把刀。”尽管身为普通劳动妇女,但田婆对自己“三把刀”的专属装扮仍保持着强烈的界限感,将曲蹄婆的越界之举视为冒犯。
然而,田婆的发饰在都市居民的审视下,同样也属于被鄙视的范畴。清代重臣梁章钜之子梁恭辰,在其著作《劝戒录》中,对城中女子于婚嫁之际竞相效仿的“奢华之风”提出了严厉批评,并以讥讽的笔触指出,此等行径“其实不过夸耀于连江婆、三条簪辈”。此处所提的“三条簪”,便是“三把刀”的另一称谓。在梁恭辰的描绘中,“连江婆、三条簪辈”被明确区分为与城中女性截然不同的城郊妇女群体。
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提到,在福州地区,街上农妇的装束能让人一眼看出与小脚女人的区别,“她们与小脚女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天然的大脚和裸露的小腿,而且还在于她们特殊的‘三条簪’头饰以及完全不同的服装颜色及款式”。在这位美国人眼中,“三条簪”是区分女性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一张拍摄于1865年的照片似乎揭示了“三条簪”佩戴者身份的转变。照片被一个叫仝冰雪的作家收藏并收录在《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一书当中。照片拍摄于当年福州旗昌洋行对面的同兴照相楼。我们从照片背面的英文说明中得知,女子技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也戴起“三条簪”走进了照相馆。
但一直到民国时期,“三把刀”头饰的主体依旧为城郊的劳动妇女。《郑丽生文史丛稿》中提到文史专家王铁藩曾存有民国时期张遵旭所著《福州及厦门》的藏本,并转录:“福州妇女头饰簪三枝长各八寸,形似刀,福州人名曰‘三条簪’。吾辈睹此,或以为怪,因其簪似刀故名其人曰‘三把刀’。每天清晨由城门远望‘三把刀’灿灿之首饰,恰如罗马时代之军队行列,盖城内所需米菜及城外污秽品之输送皆赖‘三把刀’为之也。”民国时期,“三把刀”仍是城郊劳动妇女最显著的标志。
虽然佩戴“三把刀”的女性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关于为什么要佩戴“三把刀”的传说却赋予她们很高的尊严与价值感。
郑丽生在《福州民俗志》的《三条簪》条目中提到:“‘三条簪’始于何时?文献无征。近人刘训瑺《洪塘》诗中曾咏及之:‘娘子撑船东接郎,前朝回首事凄凉。须眉死尽裙钗活,蛮髻依然晃剑光。’自注:‘相传无诸国亡,男儿歼灭,兵强娶妇女,不从者髻上常插刀子防卫。’”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明代倭寇入侵沿海地区时,福州妇女将刀剑藏于发髻中,以备不时之需。
而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中则记录了另一版本的“三把刀”传闻:“到得唐朝,大兵入境;相传当时曾杀尽了福建的男子,只留下女人,以配光身的兵士”“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
这些传说,无不寄寓对女性贞洁刚烈品质的崇高颂扬与强烈期许。这种期许,从自我修养上升到家国情怀,关涉兴衰荣辱。
(《福建日报》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