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水行舟”：苏轼的性命观及其在中国艺术中的回响

    流逝，叩击人先天的存在限度；变化，关联具体的生存困境。在中国的宇宙生成论域下，水的流动体现着大道流衍，且具有孕育、托举个体生命的特质。水是舟的载体，舟对个体生命有着直接的象征关系。这重关系进而加剧了水的无情奔流对人之有限存在的比照，以触目惊心的方式使乘舟观水者面对自身存在命题的狭促：人的生命始终囿于时间的流逝，正如一叶小舟逐波于逝川。

    水与舟的关联是苏轼思想体系中共在的整体情境，触及其对生命本身特别是性命哲学的思考。苏轼性命观的生成同对“乐水行舟”意象——性命观念之重要载体——的关注，与他一生奔波流离的际遇紧密相关。通过对“乐水行舟”主题的丰富书写，苏轼探求同际遇变化及生命流逝的和解之方。对苏轼而言，“乐水行舟”内含“尽性至命”“性命一如”并获终极安顿的完整语境，“性”指本性、生命的本然面目，“命”指命运，“性”与“命”并非二元结构，而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互为一体，透露出葆有真性并与时俯仰、与世推移、相从不违的生存智慧，这是苏轼性命观念的核心旨归。

    苏轼对“乐水行舟”的书写在中国艺术史上影响有二。其一，在苏轼生前，其乘舟形象特别是贬居黄州、儋州时期“乐水行舟”的状态已深入人心，并很快引发艺术史的图绘。主要表现“赤壁舟游”和“海上苏”的东坡乐水图像不同于关注特殊场所、特殊事件或特定身份的西园雅集图、莲炬归院图、笠屐图及其他东坡肖像画，强调对苏轼整体命运的象征旨趣，成为画史中的典范性图式。其二，随着文学的复写与图像的重绘，苏轼乐水行舟的形象逐渐从具体人事的流转中跳脱出来，有关性命的哲思赋予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文人画中常见的渔隐和舟游主题以丰富内涵。在后者对“乐水行舟”的表现中，水与舟的组合亦具有变与不变、有限与无限的意义关联，舟不再是随波逐流的无意识客体，而是自由且本真的性灵象征，“乐水行舟”即获得生命安顿，平息关于流逝和变化的古今之叹。苏轼对“乐水行舟”的书写及其在中国艺术中的回响，与唐宋以来意欲安顿人生的中国美学精神通连。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王一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