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长江于我,印象深刻。
我们当年乘船,以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为主,而尽量不搭乘外籍轮船,因为父亲是中国的海关官员。
江行一路,两岸风光,如同拉洋片,从南京一直到沙市。更往上行,进入三峡,过峡要耗时一日,丰都以上缓水平流,一直到重庆。重庆是两江相夹的半岛,一边是嘉陵江,一边是长江:北岸的嘉陵江水清,南岸的长江水浊;在唐家沱清浊合流,就像“泾渭分明”一样。
那时候,从南京到沙市一路还没有桥梁。印象最深、风景最好的,是过鄱阳湖的湖口,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湖面:从长江流入大湖的,是缓和的水流。在我的印象中,洞庭湖比鄱阳湖大。冬日,分明可见五六条支流,平行流入洞庭湖,在湖口汇集为一片汪洋;及至夏日,浩瀚无际,景色宜人。
舟行三峡,一路过滩,航程艰难危险。三峡里有五六处这样的险“滩”,每处皆是激流回转,声势惊人。滩中拐弯处,却常见静水平潭,青山绿水,两岸百尺垂藤,倒映江中,宛然是一幅幅青绿山水图。
我们坐的是现代“火轮船”,逆流而上,并无大碍。至于传统的木船,需要依靠数十位纤夫,共同拖拽船只上行。这一过程,甚为悲壮:先是将大木船上的货卸下来,放在中等的船上分批次转泊上去,大木船减轻重量后再由纤夫往上拉。
如今回想,当年神女峰的传说:早晨,当阳光铺洒大地时,霞光照颜,她默默凝视着年轻的船工在湍急的河流中拉纤;夜晚,她的眼泪化作天边的细雨,寄托了对沉船遇难者的哀思。就像宋玉的《高唐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我回忆这番故事,借此提醒大家,这些劳苦大众的生命,竟是如此代代存续,向死而生。
长江流经三峡,暗流所在,左右不定,并不一定在中央。但是三峡那几个滩,滩上滩下有好几尺乃至十来尺的落差。在两三百尺的距离之中落差十来尺,水流非常急,中间还有大岩石,喷着水雾,水声喧哗。
一个是关于长江的记忆,一个是战争中难忘的恐惧,在我的生命中都很重要。自有记忆以来,它们占据了有关我在大陆生活回忆的相当大一部分。长江是我的生命中与故国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最不安定的地方。
抗战胜利以后,海军运送眷属复员的船只,将第一批军事单位和官员带回京沪。先父8月底就到上海,负责接收上海伪政府的港口管理机构,以及组织旧日在港口服务的引水员(港口航道导航员)、船只,筹备开港。作为海军眷属,我们在港口后面等了很久,最后,他们安排了一条报废已久的江轮接我们。这条晚清制造的小炮艇,坐了一百多人,还要将最后一批重庆定好的棉军服带下去。八年不走的航道,水流都变了,海军已经不熟悉长江的航道,结果就搁浅在湖北的黄石港。舰长心急,打算将船退出积沙,但是船首插入沙滩,越陷越深。后来,江汉关收到报告,派遣已经投降的两艘日本海军拖驳,才将搁浅的炮艇拖离流沙。
搁浅的时候,当地的沙洲居民,临时用竹竿与油布,就地架设棚屋,应船上客人要求,烹鱼供客。当时的饮食,有活蹦乱跳的鱼虾、黄石港饼、油饭等。我们那艘船上,还常常有人搭渔船到黄石港,购买各种生活物品。因此,我也有机会非常细致地看到当地沙洲上百姓的生活。他们以捕鱼、种蔬菜和养鸭为生,或者从事短程运输和摆渡。一眼看去,满江都是渔船,沙洲上无数鸭子,这是太平年月的长江景象。
我们所乘的船比较高,但是再高也高不过河岸,所以只能看见一个个村落影影绰绰的屋顶,还有历历江树。沙洲很热闹,洲上还有长期居住的人家;他们的房子也很简单,就是由木板与竹子搭建而成,大水一来,很容易冲走。他们日用的小船,则靠泊在沙洲间的内河上。
抗战胜利后回到无锡,我在辅仁中学念书,念了两年半,对江南风光、江南内地的情形以及无锡社会的情形都很熟悉。无锡出门就是上海,当时我父亲在上海管理港口的事情,所以父母在上海租房住。孩子们只有假期去上海,也不出去逛、不看电影、不游玩,所以对上海并不熟悉。1949年,我随二姐许婉清一家离开大陆,也是从上海出发。淞沪战役对上海城市的破坏,在十四年抗战期间修复了,“四行仓库”至今犹存。外滩轮船很多,黄浦江对面是杨树浦,那里有江南造船所,隔壁就是海军船坞和旧海军总部,那是父亲当年任职海军参谋长时的办公地所在,已被日本人摧毁,只剩残迹。
黄浦江的源头在天目山,分流二处:一部分进入钱塘湾,另一部分进入上海。这一形势与纽约相似:一条内江是港口航道,两岸都有码头;岸上是外滩,沿岸是延绵不断的商业区。
我非常盼望“大江入海”的时候,中国是辉煌的、光明的。抗战胜利了,那时本以为,可以就此安心重建家园,收拾旧河山,让死去的亡灵得以安息。没想到转眼间又是内战。
开国难,建国更难。这一大堆的建设,要多少计划?要多少人才?要多少财力?我愿同胞,保持沉着坚忍,千万不要以为灾难已经过去,灯红酒绿就在眼前。中国熬了几千年,处处有关口,处处要从灾难中站起来。眼前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关:中国担起建设的重担——我们不担起也不行,担起了就是一个大事!
(《长江小史》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