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是怎么来的

    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无论中外，都由来已久，但该“论”并未销声匿迹，且有在欧美世界“复兴”之势，因此当下批判正未有穷期。

    “欧洲中心论”的前提是“欧洲优越论”，“欧洲优越论”肇始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什么？按康德的说法，是“人类走出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人”不具备按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命运的意识、决心和勇气，而其根源是习惯于听从神——在欧洲是基督教——的摆布，所谓“走出来”就是获得这种意识、决心和勇气，走向理性“状态”。启蒙运动是如此标举理性，以致认为，只有开启理性之门，人才具备成为健全之“人”的资格，用笛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我思故我在”。

    理性来自哪里？启蒙思想家认为来自“大自然”。在他们的字典里——因拒绝宗教之故——“大自然”乃是上帝的替代品，是万物的终极，是秩序的准绳，是道德的源泉。世间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大自然”的安排之中，而其安排又如此“合理”：“大自然绝不做多余之事，能少做绝不多为”，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如是说。理性的安排又是如此缜密，稍有逾越，必受惩罚，“合理”意味着必然。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人是造物，是“大自然”的产品，人性是“大自然”赋予的，它是“大自然”“合理”安排的一部分，所以理性必然存在于人性当中。但“大自然”运作是“一个隐蔽的计划”，该计划除了赋予人类“自由”，并没有给予更多的东西——“大自然不做多余之事”，所以“人”就个体而言，其行为是没有必然性的，但“人”作为一个整体，其行为必须与“大自然”的总“安排”合拍，否则就要遭到惩罚。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是自由的，但整个人类的行为是有规定性和归属性的，其终点在于“合拍”，用启蒙语言来说，就是迎来“理性千年福祉”——“基督千年福祉”的变体。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历史。

    既是过程，就有先后，就有早晚，就有“进步”与“停滞”之别，就必有以“变革”区分阶段的节点，所以历史是由“变化”——当然是重大变化——组成的。启蒙学者是（欧洲）划时代变局的倡导者、鼓动者、亲历者，当然会以理性的先行者自居。黑格尔说得更直接，欧洲在“书写历史”，而相比之下，他断定东方是停滞的、新世界是野蛮的，他们一概是没有理性进步的，亦即没有历史的。

    即如上述，可以说启蒙时代的天才同时完成了两个建构，既建构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又建构了唯欧洲走在正确道路上的隐喻。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人据已知答案出了一道题，随之以答案正确来夸口。毋庸置疑，启蒙运动在欧洲乃至世界思想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同样不容忽视，启蒙在开启了人类现代思维的同时，也培育和助长了欧洲“自我欣赏”“自我膨胀”的心智与心态。

    由此可见，“欧洲中心/优越论”毋宁说是一种由哲学思潮转化而来的社会心理现象。一种优越感先验地存在于欧洲人的头脑中，至于后来学者们所云19世纪以前的欧洲在“地理环境”“工业制度”“市场经济”“新教伦理”“核心家庭”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无非是这种优越感在心里“作祟”而已。即使在今天，即使在他们接受了经验主义的历史学教育之后，这种思维方式仍有遗存。由此看来，欧洲人似乎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先发优势”，而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而获得了优越意识。

    （《北京日报》10.14 刘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