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天气宋时衣

    ■左丘萌末春

    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被贬官前往黄州，爱姬朝云相随同去。至元丰六年（1083年），朝云已为苏轼诞下一子。苏轼极高兴，写信告知友人，信中径将朝云称作“云蓝小袖者”，想必是因为友人见过朝云，却不晓其名，所以苏轼以她当日所穿的衣衫来称呼。    

    这种小袖正是当时出现的新式时装，是一种兼顾贵族与庶民审美的“折中主义”款式。它的衣身依旧延续着宽缓的制式，袖式却颇见新意——袖根部分依旧松敞宽大，然而越向手延展便越渐收缩，至袖口处已变得颇为窄小。

    之所以这般处理袖口，自是为了方便日常行动。这大概是士大夫官僚家庭中的女性吸纳民间劳动女性服装款式的创制。她们无法像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女性那样完全脱离劳动，在持家生活中，时时仍有“深院无人剪刀响，应将白纻作春衣”“象床素手熨寒衣，烁烁风灯动华屋”的劳作情景，但毕竟家境较平民百姓宽裕得多，用得起多余的衣料，也有闲情在衣上加以装饰。

    在哲宗一朝，过去士族阶层女子流行的小袖服装样式已受到逐步富裕崛起的市民阶层的青睐，迅速普及流行开来。河南白沙宋墓1号墓的壁画上对这类女衣形式多有展现。如《梳妆图》壁画中居中女子正扬举手臂戴冠，正可现出衣袖宽松的袖根部分与收得极窄小的袖口部分。对照该墓题记与地券文字可知，墓主赵大翁葬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当属没有官职功名的富裕百姓阶层。    

    北宋中期以来，以往女性流行的长披衫衣式逐渐和正装“背子”合流，成为一种仅次于大袖的正式衣物。如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司马光为士庶制定礼仪规制的《书仪》一书中，再次提及“背子”这种衣物，女性在笄礼中便需穿用背子，服丧时也以背子作为仅次于大袖的正式衣物。

    这种衣式的具体式样，大概类似半袖衣，它依旧维持着五代宋初的褒博宽大式样，穿着时下摆垂及腿部；同时其袖展也进一步延长——这大概是因为原来背子是罩穿在大袖之外，随着大袖被升格为礼服，而背子作为次一等的正装，内衬的衣物变作小袖衫子，背子的袖长可以不必为袖口展开的大袖让步，于是得以进一步延长。

    直到哲宗时代，背子仍具一定的正装意味。史载向太后（宋神宗皇后）在其子宋哲宗晨昏定省时，必定要穿背子；如果只穿日常服装而未及穿上背子，她就会道歉谢罪不已。有人问道：母亲见儿子，何必这般谦恭？向太后却认为，哲宗虽年幼，却是国君，即便作为母亲，也不宜用轻慢的礼仪见国君。

    元祐八年（1093年）上元节，丞相吕惠卿的夫人参与宫中举办的宴会，出宫后向亲友言说宫中情形，称出席宴会的太皇太后高氏、太后向氏穿黄背子，衣无华彩；哲宗之母太妃朱氏则穿红背子，上用珍珠作为装饰。可见这时背子仍被上层当作正式衣装。

    背子与日常服装的等差在同时代文物中反映得颇为清晰。如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绍圣甲戌年（1094年）范通直墓出土的石雕女像，一位双手袖于怀中的年长女性，头戴冠，小袖衫外罩穿一件袖口更宽、下摆垂及足的背子；而另一位头梳双鬟的少女，则身着对襟短衣，拦腰系一条褶裙。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是李清照《一剪梅》。

    这首词是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新婚后的别曲之一。裳即是裙的雅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句，或解释为李清照解下因长度过长而不便的罗裳，或解释为轻挽起罗裳，自然都是为得登舟之便。不过，若是对照当时的裙装式样来看，是不必作如此曲折补笔的——裙装的基本功能，是系在外层将内衣遮盖。

    而北宋中期大约在宋神宗朝以来，女性就舍弃了往昔大口开裆的宽袴加外罩襜裙的内衣搭配，在出行时选用更为轻便、如男子所穿式样的合裆直筒裤，外罩的裙也在前后增加开衩——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便于出行时两腿分开骑在驴上。

    这种裙式不再具备遮掩内衣的功能，成了一层形式化的装饰。北宋名臣司马光甚至就此大加抱怨，言称这样的服装风潮起始于汴梁城中的妓女，士大夫家的女眷纷纷仿效，可谓伤风败俗、不知羞耻。

    虽文人对这一起始于市井的时尚颇为不屑，它却在仕宦之家的女眷中迅速流行开来。

    对照白沙宋墓壁画《梳妆图》中女子妆束来看，当时裙装也有一种在世俗流行与道德规范之间的折中穿法：在裤装之外先围系一条较短且不加装饰褶的实用裙装，用于掩盖裤装不宜外露的裤裆部分；再在外部系以装饰性的流行裙式。

    （《中国妆束：宋时天气宋时衣》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