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存在形式

    ■[英]安德鲁·佩特格里

    1575年，对荷兰学者雨果·布罗球斯来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馆长，本该是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然而，当他抵达维也纳，来到图书馆担起此职之时，目之所及处却似一片废墟。

    这座图书馆是一座皇家图书馆，藏有7379册书；但它并没有建于皇宫里，而是在圣方济各会修道院（收容孤儿的避难所）的一楼。显而易见，它未能在皇帝的文化规划中占有一席之地。

    布罗球斯初到维也纳时，印刷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一奇迹般的发明让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感受到拥有书籍的乐趣。但在那片文学及文化的繁荣之中，这座欧洲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却变成了一座尘土飞扬的陵墓。这不是个例。第一个藏书黄金时代的奇迹之一，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的著名图书馆遭到彻底毁坏；佛罗伦萨美第奇收藏的珍稀书籍也被抛弃，被其他藏品所代替。

    时间的巨轮向前滚动400年，图书馆仍在经历一场类似的生死存亡，虽然7000册藏书在那时已经算不上什么引人瞩目的成就了。今天，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更少的预算，老旧建筑的维护却需要不少的开销；新型服务的需求增多，而将其作为遗产收藏的兴趣却在不断降低。

    我们看到了肯宁顿杜宁公共图书馆的挣扎。兰贝斯委员会计划将其转为社区资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要取消资助并允许由志愿者进行管理。这遭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他们为图书馆正常开放进行着抗争。但是这是一场值得称赞、代表着公益利他主义的抗争吗？还是一场对现已消失且永不再现的世界的缅怀？在我们的社区里，受过教育的富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资助公共图书馆、促进愉悦性阅读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但是由政府资助藏书，向公众免费开放的那种公共图书馆，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而这只占据了整个图书馆历史的极短时间。

    换句话说，图书馆也同样适用“适者生存”法则（虽然一直以来本就如此）。近年来，法国成功完成了多媒体图书馆建设的壮举，尽管其背后有着巨额公共资金的支持。为满足学生需求设立的大学图书馆，现在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社交中心，大教堂般寂静的图书馆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图书馆的这种存在形式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初期，那时的图书馆常常也是一个欢乐的社交场合，书籍与绘画、雕塑、古硬币及其他珍品一样，也会吸引人们的目光。

    这出现又消失，破败又重建，循环往复，最终被证明，这就是图书馆的命运常态。就算图书馆本身得到了重视，里面的藏书也会不断地被整理，常常需要作出痛苦的决定：哪些具有长期价值？哪些必须被处理掉？图书馆往往在它第一任主人手中得以繁荣，随后就慢慢荒废，潮湿、灰尘、飞蛾和书虫长期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了那些针对图书馆本身的破坏。增长和衰退是周期的一部分，复苏亦是如此。1556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在藏书遭到掠夺后，把馆内用具也全部卖掉了；过了50年，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又重建起之后三个世纪中最宏伟的大学图书馆。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书籍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倘若不是因为不断重建，消失的图书馆数量还会更多。

    图书馆的历史充满曲折和出人意料。在很大程度上，图书馆的存在形式是每一代主人必须重新决定的。一部分图书馆来自平平无奇的个人收藏，它们反映着收藏家个人的品位；而另一部分图书馆则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成为国家公民自豪的纪念碑，甚至建造本身变成了像亚历山大那般对知识的狂热追求。有些图书馆建在装饰华丽的宫殿里，而另一些则像伊拉斯谟游学一样，居无定所的书籍跟随着它们漂泊的主人，被一辆辆马车从一个房子运到另一个房子里。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同样充满曲折。

    （《图书馆：一部脆弱的历史》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出版）